文 献 综 述

在现代社会大踏步前进时，人们工作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企业、员工都在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过大、缺乏休闲、缺乏与家人相处时间已经在我国劳动者中非常普遍。于是，追求一种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状态成为现代人尤其是大城市上班族的迫切愿望。工作与生活就像是天平的两端若平衡不当，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工作绩效，乃至个人发展都将直接带来负面影响。如何实现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高节奏下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本土化企业中有关员工”工作- 生活平衡”的实践还比较少，存在实现员工”工作- 生活平衡”的现实需要。

一、中国社会文化对工作#8212;生活平衡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工作与生活冲突的关键因素。张勉、魏钧、杨百寅（2009）认为从传统文化因素角度看, 忠孝之道是和中国人的工作-家庭冲突最为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家文化主张”在家为孝子,入朝作忠臣”，认为从”孝养”到”尽忠”是自我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并且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由此可见，在忠孝产生矛盾时,”尽忠”再一次被摆在了前面。 不仅如此, 如果事君不好, 就连孝也谈不上, 所谓”事君不忠, 非孝也”(《礼记#183;祭义》)。工作是”忠孝一体”的全部承载。马丽、徐晓娜（2010）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勤奋地工作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幸福，增加了家庭的收入，会得到家庭成员的谅解和帮助，所以即使出于工作需要而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放弃与家人的团聚也不会遭到家人的反对，所以很多时候为了工作放弃了享受家庭的幸福，马丽、徐枞巍（2010）甚至主流文化也认为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家庭的幸福。

并且岳经纶、颜学勇（2013）认为受儒家思想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性别关系仍然有非常强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将女性定位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并且认为女性的主要任务就是 ”相夫教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府通过各种旨在促进 ”男女平等”的政策，积极干预和改变我国的社会性别分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就

是我国性别平等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女性每天要比男性多花将近 2 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照顾子女、老人以及各种家务，而在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常高的情况下，这又意味着大多数女性要承担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日益提高的家庭照顾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排斥女性时，传统 ”男外女内#8217;的角色分工又卷土重来，并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 ”理性#8217;选择。

张孟见（2016）认为不管是我国古代强调的”大同”思想，还是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文化都强调奉行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往往受到损害。这一集体主义的逻辑延伸到具体的工作单位，就是个人应该为单位奉献，为工作牺牲个人休闲时间和家庭生活是一种光荣，是获得晋升的重要条件。这种观念会对个人抛弃家庭起到鼓励作用，个人生活享受和家庭责任成为牺牲品，导致工作与生活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工作被认为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提升家庭整体利益的方法。

潘镇、陈亚勤（2012）认为传统文化鼓励个体”舍小我，成大我”，在这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下勤奋工作是一种有家庭责任感的表现，超时工作是一种为了家族的长期利益所做的暂时牺牲，它虽然目前打乱了家庭生活，但是却能够带来未来的利益。

段新冉（2011）也认为因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使中国人具有了高度的 ”工作优先”的观念。

李丹、付静（2013）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优先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人给予了更多的时间给工作。在当下如果家庭成员都倾向于工作优先，家庭就会受到忽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