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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女性消费的口红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2020-06-26 19:48:17  

中国经济正常发展和经济增速放缓两种情况下,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结合本文研究主题,下面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一是对口红效应的定义;二是对影响口红效应出现原因的分析;三是女性消费者消费偏好分析。最后是提炼现有文献,总结相应思路,对本文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

2.1对口红效应的定义

张立华(2012)认为”口红效应”是指每当经济增速放缓或出现经济危机,消费者的购买预期有所下降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在经济不景气时呈现逆势而上的反周期性质,销售额会直线上升。陈业华和刘杰(2010)则认为消费口红这样的廉价商品也能让生活过得愉快,民众保持良性心态。因此,在语言表达中,用”口红”这个能够代表金融危机时期消费上升的典型的廉价商品,以借代手法组成”口红效应”来指称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常云鹏(2017)和黄先海(2015)提出,口红效应是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时,以口红为代表的带有足够附加价值的廉价消费品销量反而不降反升,利润增加的有趣现象。雷丽萍(2010)将口红效应的范围扩大为廉价消费品,而非仅指口红一种,她认为一些较为低价、但却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反而能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逆势上扬。如口红这类”廉价的非必要之物”就会出现大卖,这就是所谓的”口红效应”。李彤(2013)对口红效应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她指出经济增速放缓时,一些中等收入的女性消费者为获取心灵安慰会积极转向、购买廉价的非必需品,这种在欧美国家经济危机时出现的”口红效应”极有可能成为当下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常态。王劲屹(2012)从序数效用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消费者的偏爱程度与各种商品组合的不同有关联,商品组合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也会有所不同,正是这种消费倾向的差别,反映着不同商品组合下女性消费者对不同商品消费所获的效用水平的不同。而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时期,口红所能带来的效用大于一般商品,从而促进口红效应的产生。王再锋(2017)和吴学安(2012)认为口红效应不仅出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文化消费方面表现也很突出。2017年一部《战狼》的火爆很大程度上能说明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时期,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不昂贵同时又能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消费品正是口红效应的一种表现。李道今(2015)和李法宝(2009)以及王维逸(2009)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往往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机遇期。伴随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深度调整,短时期的经济低增长成为常态,社会消费心理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公众基于经济发展前景的放缓预期,大宗的固定资产支出会被压缩,而文化消费却会随之增加,这就是文化消费的口红效应。Voon,Jan Cham和Voon,Jan P(2011)也提出经济增速放缓下口红效应的广泛存在。 Gan, Jie(2010)表示口红经济的存在对于缓和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意义显著。Behrens, K.和Corcos,G与Mion(2013)更是提出口红效应在出口质量方面的影响。

2.1对影响口红效应出现原因的分析

影响口红效应出现的原因需要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女性消费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其次是女性消费者消费的基本情况;最后是女性消费者消费的偏好情况。

女性消费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其收入情况,学历分布,工作性质,年龄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组成。冯立(2014)和沈为英(2015)提出无论是因为社会性别的差异,家庭角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女性独有的消费心理与消费特点及经济收入的提高,女性主宰了大部分的消费决策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消费品的近八成是由女性购买。蔡小丽(2015)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许多人沦为中下阶层,而这些女性又要求多一点”奢华感”来追求品质给自己带来的内心满足,而不同职业的女性消费者对消费的偏好也是不同的。江林和李志兰(2013)以及沈可、章元(2012)等学者同时也认为家庭结构是仅次于收入的、影响家庭产品和服务支出的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成员中女性消费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消费偏好也会有很大不同。另外,Davidson(2009)与Adler(2000)提出,教育水平高低与个人收入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

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基本情况包括化妆品使用情况,购买方式,购买价位,购买品牌,消费金额等方面组成。高秀丽(2016)认为女性消费者消费具有感性消费的特点,女性消费者购物时会受购物环境和产品的广告宣传的影响产生购买欲望和行为。赵萍(2015)指出受签证和各方面的阻碍减少的影响,中国境外消费大大增长,导致女性消费者化妆品的购买途径和消费品牌的多样化。刘浩(2015)认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女性消费者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不仅是化妆品的消费增长,同时也有生活必需品消费比重的相对减少。Esteban Perez Caldentey(2012)与Tugrul U.Daim,Antonie Jetter,Haluk Demirkan and Paul P.Maglio(2010)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与网络的发展对女性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女性消费者消费偏好情况包括经济增速放缓时偏好的消费品种类,经济增速放缓时超前消费情况,消费考虑因素等方面。O'cass和McEwen (2004)以及Larry Samuelson(2004)的研究显示,人际关系显著影响着女性消费者的消费。Bearden,Richard与Jesse ( 1989)还具体测量了人际影响对女性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与重要的其他人相同的产品和品牌,来增强自己在重要他人心中的形象,基于服从他人的期望来作出购买决策,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购买和消费方式,或通过他人提供的信息进行购买和消费。Banerjee(2007)、Charles(2008)以及Ordabayeva与Chandon (2009)等的研究指出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消费者往往对口红这种低奢品需求更广。刘伯凯(2015)从大学生超前消费角度出发,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超前消费并未出现消费比例严重超支的现象,但李慧与顾庆晓(2012)进一步指出,虽然大学生超前消费比例未严重超支,但数据表明90后青年人在奢侈品及超前消费方面却占绝大部分比重。Shukla P.(2008)和Bao, Zhou and Su(2003)补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的态度与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由以上国内文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研究口红效应对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3对女性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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