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及意义
（1）研究目的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自从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2006年vigoda-Gadot教授通过重新界定组织公民行为的边界，正式给出了强制性公民行为（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的，让学界不得不开始审视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影响。目前，对于强制性公民行为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的研究已经较多，但是它究竟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之下才会产生？是否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调节甚至防范强制性公民行为的产生？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被提出，以及反生产行为领域系统研究的迫切需要，如何整合反生产行为研究成为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是指违反组织合法规定, 对组织和/或组织成员利益构成威胁的员工有意的自发行为,包括偷窃、消极怠工、旷工、散布谣言等。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类似, 早期关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很多、很分散, 且赋予反生产行为不同的名称, 比如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偏差行为、报复行为等。Sacket t 和DeVo re(2001)认为员工有意违背所在组织合法利益的任何行为都是反生产行为, 并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无论行为是否造成恶劣后果, 只要个体是有意为之的;可以预见行为会造成伤害, 但未必一定导致恶劣后果;行为带给组织的潜在伤害要大于潜在利益。反生产行为作为一种组织负面行为，学界已经对其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控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Kellow ay 等(2009)指出, 反生产行为可以视为组织成员表达不满或试图解决不公平问题的一种反抗,通过反生产行为来发泄各种消极情绪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Vigoda-Gadot(2007)已经提出“被迫性组织公民行为”概念, Spector 和Fox(2002)也指出反生产行为可以分为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鉴于此, 未来可考虑将两类行为分别分为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来进行细化研究。强制性公民行为作为公民行为的一种，是否会演化成反生产行为从而给组织带来更大的恶劣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并结合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化特征，从我国实际的组织情境出发，进一步确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机理和作用机制，识别影响二者关系效应大小的权变因素。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期望为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减少职场负面行为。

（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现在研究者不再一味将组织公民行为看作是积极的、自愿的、无私的行为，也开始认识到其消极影响。强制性公民行为正式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进入研究视野的，国内外对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而对于其结果变量的探讨更是开始向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实证研究转变。本文通过构建强制性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引进资源耗竭的中介变量和工具性动机、政治技能等调节变量，将公民行为的消极面和组织负面行为结合起来，能够拓展强制性公民行为的理论视野，丰富强制性公民行为的理论体系和对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结果变量的研究。

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探讨强制性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对于强制性公民行为应该加强调控，防止其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转化为反生产行为，危害组织和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的观点，对员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制度建设等，能够从新的理论视角为调节和控制强制性公民行为提供理论借鉴，强调调控强制性公民行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降低强制性公民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组织绩效。{title}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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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标

本研究拟在充分了解强制性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强制性公民行为会对反生产行为产生影响，而资源耗竭在强制性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强制性公民行为通过资源耗竭对反生产行为的中介效应受到工具性动机和政治技能的调节，最后为职场中发生的强制性公民行为的调控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管理建议。

（2）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本文根据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综合运用管理学、心理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本研究的主题进行研究。综合而言，本文主要运用到以下几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