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方言十分丰富，唐朝诗人贺知章留下了著名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地理基因。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具有七大方言区和难以计数的方言片和方言点。这些方言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生活习惯等因素息息相关，是特定地域的历史载体和文化符号。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交通的发展、人员流动加剧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我国语言的多样性正在削弱，这必然造成我国语言文化遗产的迅速遗失，使丰富、多彩和立体的汉语语言体系趋向平面化、单一化。启动和加强方言保护工作具有以下意义：一是保护我国语言多样性及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二是保障我国方言使用者的基本权益，如生存权、教育权、发展权等；三是有效保存语言学学术资源，借助方言深入研究汉语的历时变化；四是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产品，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在国际上，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说明：语言上的“少数人”同样享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虽然我国的方言保护和国外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一是法律保护，新西兰于1987年通过了《毛利语言法案》（哈正利，杨佳琦，2012），美国于1992年实行了《美国土著语言法案》（王健，2011），为语言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纷纷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例如在媒体、教育等领域支持少数民族成员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哈正利，杨佳琦，2012）；法国政府也有用于方言的保护和推广的预算，例如开设阿尔萨斯语等方言课程，播放阿尔萨斯语新闻等（王健，2011）；三是非政府组织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采取了相关行动，如在日本和一些东欧国家，非政府组织成为保护少数甚至濒危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哈正利，杨佳琦，2012）；四是将语言以多种方式留存下来，例如美国语言学家编纂了《美国地区英语词典》（王健，2011），墨西哥建立了恰帕斯地方语言档案（The Archivo de los Idiomas Indígenas de Chiapas,AIIC），利用多媒体手段纪录Tseltal,Tzotzil和Chol三种语言（Haviland, John B., 2004）。

目前，方言保护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有关机构的重视。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收集整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和网络语料，建设大规模、可持续开发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开发语言展示系统，编制和完善中国语言地图集、语言志等基础性系列成果”（国家语委，2016）被列为重点工程之一，方言资源的采集、整理、展示和保护等工作已在我国多个省市展开。目前公开的网络资源中，我国方言档案的形成分为两类，一类以地方语言文字委员会为主导，以“上海语言文化资源展示平台”为代表；一类以地方档案局（馆）为主导，以浙江省档案局的成果《乡音的呼唤——浙江方言语音典藏》为代表。这些都为我国的方言保护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下问题：一是方言保护工作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我国还未出台专门针对方言保护的法律法规；二是方言保护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三是公民和社会的方言保护意识有待加强；四是方言消失的现象仍在继续；五是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形式也在失传。

档案式保护是当前对方言的有效保护方式，但是我国对方言档案式保护的体制机制、形式内容、建档规则等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方言档案式保护现状的评价。王桂宏（2008）在《方言语音档案建设刍议》中指出，以往的方言语音档案工作存在以下问题：研究队伍分散，语言工作者缺乏档案管理方面的知识；管理机制缺失，档案保存不当，资源难以整合；技术手段落后，研究水平和效率较低；研究资金匮乏等。韩启振（2014）在《方言电子音像档案的建设现状及对策》中认为当时我国方言电子音像档案的建设不容乐观，当时的方言档案难以反映方言本身及其承载的地方文化的全貌，而且在选点上存在城村不均衡的情况。

二是基于各地情况对方言档案式保护的预期和设计。徐越（2012）在《“浙江方言音档”的构建及预期价值》中从语言学角度重点规划了依据古代行政区划选点的方案、文本的设计、成果的形式以及调查方法，分析了方言音档在文献、应用、学术甚至刑侦上的预期价值。沈伟光、朱南雁（2012）在《开启“文化强档”新路——浙江方言语音建档试点工作描述》中谈到了主要的工作步骤：开展普查、讨论文本和制作音档，并列举了各市、县的特色举措。张家港档案局课题组（2016）在《方言的档案式保护与传承》谈到了当地档案部门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建设语音档案、文字记录方言和征集当地方言的音视频资料。其中语音档案的建设流程主要是：选择代表性方言；甄选纯正方言发音人；编制语音发音文稿、录制声像档案。姚琼姿、庄初升（2016）在《关于东莞方言的调查和建档工作》中详细地阐述了东莞方言建档的工作内容，通过分析当地的方言背景、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经验，确定调查的内容和借助的工具，并指出当地方言建档工作的特色：采取记录语言学的做法，减少调查人员的干预，以发音人的自由发挥为主。东莞市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做法是依据本地方言的复杂多变性，不拘泥于国家语委的任务要求，在当地32个镇街都展开了调查。王素改（2016）在《河南方言有声档案建设中语言学与档案学的协同机制》中提出，河南方言有声档案建设要统一标准、注意区域划分、要有连续性和实用性。其中，连续性是指：要对方言音档每十年进行一次调查整理；选择年龄差距在二十岁左右的老、中、青年三个层次的发言人，这一点与浙江、江苏等地选择50周岁或60周岁的发言人的做法有所不同。

三是从档案学角度探讨档案部门在方言建档及利用中的优势和作用。张琦（2015）在《档案部门方言工作探析》中通过阐述档案部门方言保护工作的内容，提出档案部门参与此项工作有以下优越性：能够提前介入方言档案的生命周期，提高数据采集和录入工作的效率，维护方言档案的真实可靠性；能够提供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科学地开展工作；能够妥善地保管方言档案，并且依据公众的需求导向，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能够提供丰富的平台，扩大方言档案的社会影响。张芳霖、汤晓良、谢雨菲（2016）在《我国方言档案式保护的SWOT分析》中分析了档案式保护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指出了方言档案式保护在方言建档、档案保管、档案开发的环节中的重点。

四是通过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方言档案式保护工作的流程和体系建模。赵生辉（2014）在《方言建档工作的学科关系与协同机制探析》中，用档案学原理深入分析了方言建档工作中语言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学视角下的方言建档工作实质上属于方言语料开发，而档案学视角下的方言建档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语言现象的全方位记录。他提出了一个协同机制：档案管理机构和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分头采集资料，后期工作依学科优势分工负责。王莉宁（2015）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策略与方法》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工程管理体系、标准和规范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针对我国语言保护的现状和语言保护工程的目标，提出了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方法。陈智慧、王萍、郭欣雨（2016）在《数字记忆下方言建档工作实现路径分析》中构建了方言建档工作路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档案部门通过网络资源和社会团体可以广泛征集符合建档标准的音像资源，与实地调研、采集、归档的为基本过程的传统建档方式相结合；依据行政区划、方言分区，建立方言档案数据库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和新型社交媒体宣传方言档案。

以上成果从不同层面为我国方言保护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为后续研究及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我国地理情况复杂，方言众多，以上研究相对零散，还缺乏系统性，在开展保护工作中还没有形成为各界公认的最好办法，对于方言档案式保护的对象还存在分歧，有效的方言保护机制还未形成，档案式保护体系不够完善，提出的方言档案开发利用相关措施不够有效。故本研究旨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理、分析、研究方言保护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维护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供政府和相关组织参考，促使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全民方言保护意识；二是确立档案式保护在方言保护中的地位，经过查阅有关资料，已有研究对语言的保护方式没有系统的归纳和总结，通过综合有关论文和信息，我们认为主要有传承人保护、文艺作品载体保护、辞书保护、档案保护等基本形式，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档案式保护具有系统性、广泛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可利用度高等优势，确立为方言保护的主要方式；三是建立方言档案式保护的基本模型，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四是研究现代信息技术在方言档案式保护中的应用问题，寻求提升方言档案效能的有效手段；五是研究繁荣中华文化的有关政策要求，分析方言在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价值，提出对方言档案的开发利用方向。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2.1研究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