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情况：

苏珊斯特兰奇用结构性权利学说这一术语来解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机制，结构性权利是和联系性权利相对的，联系性权利是指一方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强迫对方做一件可能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是对事件结果或者是说过程的控制，而结构性权利是指一方决定政治机构或者金融机构办事规章的权利，这是对事件规则的控制。具体运用到大宗商品上来讲她认为美国在大宗商品定价上运用了自己的结构性权利，比如在欧佩克成员国中美国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只许用美元货币作为结算货币交易石油的所谓“不可改动”协议，并且逐步演变成为了现在的“石油美元”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石油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汇率的变化，而美元汇率的变化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调节，从而美国可以轻易地操纵国际油价以获取本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任何一个货币政策都将对像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很大影响。

另外有学者从货币因素和宏观经济角度来研究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因素。

Chu 和 Morrison(1984，1986)，Dombusch(1985)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美元汇率波动的关系，他们发现美元汇率的走强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这一点可以从上面所讲到的结构性权利学说来解释，因为目前国际上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几乎都是以美元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大宗商品的实际内在价值不变时，美元汇率提高则其美元标价降低，另外他们还研究了一国所处的经济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联系。Chu、M0rrison(1984)Gilbert(1989)通过数据研究发现每当美国经济处在比较好的年份的时候或者说是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的时候大宗商品的价格反而会下降，两者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部分可以由美国经济繁荣则美元汇率强劲来解释。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存货投资的变动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与存货投资波动存在着反向相关关系。

Deaton 和 Laroque(1992，1996)以存货这一角度分析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并加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存货投资的主体为大宗商品，而企业对存货投资的波动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呈现负相关。另外他们还发现以套利为目的的存货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的负相关性更加明显。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国外是比较早的。Gagner(1989)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尽管一般说来大宗商品的波动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因为对于许多工业制成品来说大宗商品是大宗商品投入，甚至大宗商品对于服务业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大宗商品价格直接会影响到一般物价水平。从货币政策制定当局的角度来说，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分析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政策变量之间联系的理由。此外，由于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在拍卖市场由高效的信息形成的，它们反映需求或供给冲击比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更迅速。由于大宗商品的可交易性，他们很容易吸引金融市场参与者，如对冲基金和日间交易的投机。所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的投机行为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Gagner(1989)表明，在实现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然而，尽管货币当局不能干预大宗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从大宗商品价格中可以发现货币当局在实施物价稳定政策的有用信息。在该背景下，一些学者主要是用商品价格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包括 Gagner(1959) eody 与 Mills(1991)和 Awo；se 与 Yang(2003)；eody 与 Mills(1991)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包含有反映未来经济走向的信息，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大宗商品价格信息。其研究发现对于未预期到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响应己经降低了平均通货膨胀率，而真实的经济增长率相对没有发生改变。Awokuse 与 Yang(2003)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变量或者货币变量的未来路径。大宗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有两类，一类涉及大宗商品的商品属性，如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以及当前的经济基本面(如天气的破坏或者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实体经济增长，尤其是新兴工业国的快速增长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重要推力作用；另一类涉及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尤其对于可以储存的大宗商品而言，大宗商品己经变成了一种资产，是由未来的基本面和替代收益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由投机决定的。因而，作为一种资产的大宗商品,其价格价格的变化与金融政策变量之间有紧密联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MS.VAR 方法 FI-ajlkel(1986)的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制成品价格对于冲击的反应速度要大得多,Bordo(1950)和 Hardouvelis(1953)的研究实证了这一点。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商品对于货币冲击的反应强弱会因为商品的不同供需特性而有较大差异，Belke(2009)、Edward(2006)、pal-ks(1975)三位学者从世界上美国金资产 FOA 和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 Ml 两个角度，分析了商品价格与美国流动性的内在相关关系，数据维度为 199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2 月，分析的对象为美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 Ml 以及 21 种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CRB，另外将去除美国货币之后的各国央行的流动货币纳入研究范围，研究结果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的流动性存在着非常大的正向相关关系。chene(2008)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研究工具，获得了原油和黄金四组商品指数和非燃料商品“c RB 指数”的价格联动性指数，从而确定了两者的联动性是由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实际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冲击的影响，例如 svellsson(2006)认为一次冲击，比如一国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助推大宗商品价格的同向波动，同时对实际利率的上升的也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相应的，现阶段继多年经济高速上行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下滑就能够解释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也因此，在实际利率没有被当作外生变量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正向关系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种同时的影响基础。这对以前的单因素研究大宗商品价格与实际利率之间关系的缺陷的一个弥补。采用单方程模型研究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缺陷是不能够研究大宗商品价格与金融变量和实际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时期内的相互作用。此外，也不能分清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因素的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冲击。Kou(2008)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与金融变量和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有可能是非线性的，这在以前的研究中也没有涉及到。Q.Farooq Akram(2009)对原油、食品、金属和工业原料价格波动进行从 1990 年到 2007 的季度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 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因为实际利率的提高而下降。这一点可以说明美元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将极大地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Bhar 和Hammoudeh(2011)运用马尔科夫状态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黄金、铜、石油、银四种大宗商品价格和宏观经济变量美国短期利率，美元汇率等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和宏观经济变量具有比较显著的状态转移特点，说明学者在研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大宗商品所处的状态。

国内研究现状:

郭明(2000)研究了存货投资与预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因货币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存货投资，所以实际上存货价格的提高是由于货币的增长而引发的。宋国青(2002)研究了真实利率的波动与大宗商品存货价格波动的乃在关系，研究发现张明义利率不变，真实利率因为货币供给的变化而变化时，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的投机行为将会促使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张乐(2004)从货币供给率与大宗商品存货明义价格波动之间关系来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率的提高会引起大宗商品存货名义价格的显著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课题组(2009)和张翼(2009)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物价间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会对我国商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动性。卢锋(2009)研究了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中国对其需求量的提高而上涨明显，因中国需求量的降低而显著下降，可见中国在大宗商品价格决定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关旭(2010)以 VAR 模型为研究工具，分析了中国 GDP 总量、货币供应量和进出口总量等宏观经济因素对有色金属像铜、铝、锌、铁、铅的影响大小。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对除了锌以外的其他有色金属的价格都有比较大的影响，而锌的价格与进出口总量变化还有国内 GDP 总量有比较大的相关关系。

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使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研究方法，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货币供给量还有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的提高会导致明义利率的提高，但不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实际利率的提高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他们认为实物资产受到真实利率的影响，而金融资产受到明义利率的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改变的只是名义利率，而实际利率并没有变化，所以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也没有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但是当实际利率提高时，投资者会把资金由实物资产转而投资金融资产，对实物资产的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大宗商品这样的实物资产价格的降低，当实际利率降低时，投资者会把资金由金融资产转而投资实物资产，对实物资产的需求上升进而导致大宗商品这样的实物资产价格的提高。

陈玉财（2011）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在我国的传导机制，以 CPI、ICPI、货币供给量和产出缺口为变量因子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指数，这三个渠道分别为直接消费渠道、间接消费渠道和生产渠道。

韩立岩和尹力博（2012）研究了中美两国 GDP 总量、国际投机因素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供需因素等多个因素对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的影响，采用了因素增强型响亮自回归模型为工具，分析得出，在长的时间周期；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变化，而在比较短的时间周期里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因国际投机行为影响较大，另外中国 GDP 总量变化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没有直接关系。

谭小芬、刘阳和张明（2014）使用 1997 年至 2012 年的季度数据以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Recursive VECM)模型为研究工具,分析中国因素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比较显著，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内在发展需求，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部分需求在国际大宗商品需求总量上占比较高，从而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周期效果有所不同，为了减少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必须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上的话语权。

蔡宏波、王俊海（2012）分析了 CRB 指数与中国 PPI/CPI 的时间变动趋势及二者传导关系,并以 1992-2009 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PPI 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而我国 CPI 指数与大宗商品的正向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另外研究还发现对于不同原因导致的油价波动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如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量冲击、保值需求冲击和原油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

邵华南（2014）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我国消费物价指数的传导机制,用 VAR 模型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主要通过大宗商品现货渠道、大宗商品期货渠道与货币逼到来传导。另外他们还对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与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内在联动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徐国祥、 代吉慧（2015）从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导致那个商品价格与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对我国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还有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价格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因素方面中国还是一种从属者的角色，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内在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