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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环境教育

Marianne E. Krasny, Mutizwa Mukute, Olivia M. Aguilar, Mapula Priscilla Masilela, and Lausanne Olvitt

关键词

·社区环境教育是通过促进环境学习和行为的协作来促进城市和其他环境中的社区健康。

·社会学习包含多种学习理论，这些理论都倾向于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学习。

·实践社区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理解社区环境教育的两个社会学习结构。

引言

社区环境教育将社区健康置于环境成果之上。而不是将学习环境本身，了解环境，以及环境本身作为目的，环境学习是实现社区健康和康复的一种手段。社区环境教育以这种充满弹性的方式使青年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之中。虽然优先考虑的是社会而不是环境，但实际上社区环境教育项目通常会对同时社区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社区环境教育是一个缺乏明确定义的新兴领域（Aguilar，2016年；Aguilar，Price和Krasny，2015年），在此我们使用在美国城市环境中制定的定义（Price、Simmons和Krasny，2014年）：“社区环境教育旨在通过深思熟虑的环境行动促进社区福祉。它促进学习和行为的协作，同时考虑到社区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条件。”

“社区”一词也有多种定义，包括围绕共同位置、社会关系和归属、文化认同和兴趣而建立的定义（Delanty，2003）。我们对该术语的使用是基于地方（例如里）、共同兴趣（例如青年发展、有机食品生产）以及社区的关系或归属方面的整合，这与我们对社区福祉的关注是一致的。我们将社区福祉定义为支持健康和高质量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包括健康的绿地、食物和水的存在，以及与他人一同进行健康活动的机会。尽管以社区福祉为核心的环境教育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我们对社区环境教育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在城市当中的工作。

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对于实现社区福祉至关重要，强调学习如何通过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学习理论则有助于阐明社区环境教育的学习过程和结果。社会学习就包含这样一组关注通过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中的学习的理论（Wals，2007）。理解环境教育的有两种社会学习理论：实践共同体理论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例如，Aguilar和Krasny（2011年）应用实践社区理论来了解学习是如何在德克萨斯州小城市的环境课后项目中进行的，Krasny和Roth（2010年）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应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附近的流域项目。 重要的是，这两种理论不仅提倡了专业人员的知识和观点，而且也提倡了社区成员和环境教育项目青年参与者的知识和观点。对于城市环境教育者来说，这些理论能够使他们理解学习是如何在在促进个人和组织转变以实现社区福祉的项目中产生的。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于一个关注美国水质的青年项目，并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应用于南非的两个项目，一个涉及有机农业，另一个涉及医疗废物。尽管南非的案例在与青年受众共同工作的西方环境教育工作者看来似乎是陌生的，但从这些案例中能够汲取到关于学术性的、专业性的和实践性的知识持有者之间以互动的方式来分辨和解决矛盾的经验教训，产生和社区健康一致的成果和关于更广泛的社区环境教育的应用。

一、实践社区

实践社区理论最初是为了理解人们如何通过与更熟练的工匠的互动来学习一门手艺或技能而发展起来的，它将个体和群体身份的形成和转变视为一个学习过程。根据温格（1998年）的观点，在实践社群中，具有共同兴趣或关注点的人会相互成为伙伴，在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追求一个特定的目标（例如，社区福祉），并培养一个共同的社群文化（例如，文化价值观）。该框架将学习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即个体参与到在一个有着特定物质、历史和文化情景的群体，并通常围绕某共同的兴趣或关注形成学徒行为（Lave和Wenger，1991）。研究人员不仅使用这个框架识别学徒式的学习方法，也研究由实践社群促成的个人身份和权力差异。

二、水质监测者：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环境教育实践社区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水质监测者 （组织名称已被更改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是一个环境教育项目，吸引当地的低收入青年参与。它的目的是通过环境监测，教育和冒险活动来提升个人和学术成就，它提供了一个项目人员对实践社群多方面关注而促进青年参与的例子。比如，项目工作人员会在课后将学生运送到不同的地点测试水质，还会送到项目总部，学生在那里与测试不同地点的同龄人进行社交、分享食物和做作业。暑假期间，工作人员会把学生送到他们的水监测点，然后他们去游泳或游览。通过这种形式， 水质监测者建立了一个实践社区，包括会员、共同事业和共享文化（Aguilar，修订版）。

实践社群需要能有不同背景、目的的稳定成员加入。比如，水质监测者在年会上，以提供交通和津贴的方式鼓励人们参加，并提供多种活动和志愿者机会，带来与不同的演讲者和社区成员的接触机会。

该项目的共同事业围绕青年发展（包括学业成就、社会支持、能动性和赋权）以及环境管理等方面，这些方面都为了促进社区健康。学生们通常将项目事业视为水质监测和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承认，项目给了他们发生的机会和一种被尊重和接受的感觉。项目负责人认为学生应该在离开项目后能够“准备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因此他们要求学生不仅为项目参与制定目标，也为他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制定目标。学生们在通过考试成为导师之前都是作为学员工作的。而导师则在帮助新来者进行水质检测程序时，培养他们对自己技能的信心。学生们还将他们的水质知识应用到新的领域，如皮划艇和服务学习方面。最后，实践社区能够规划成员扩展其学术和社会技能并与其他实践社区建立联系。

水质监测者还倡导一种尊重每个参与者和互相帮助的共同文化。当学生们通过相互帮助成功完成水质检测，然后再在过夜露营和旅行中了解大学时，这种文化得到了加强。例如，一位非裔美国男性最近在一次全男孩通宵旅行中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但他在水质监测者社区中得到了认可，而不是嘲笑。另一名学生承认，高中是一个难以获得接受感的地方，但这里却更能让她找到归属感。

除了稳定的成员组成、共同事业和共同文化，水质监测者还提供食物、以津贴形式提供的财政援助以及学习和满足娱乐基地等需求。这些服务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更有“归属感”的“安全的空间”，因为其中许多学生来自不稳定的家庭。简言之，水资源守护者不仅通过提高社会和教育技能鼓舞了参与者积极发展，也通过青年发展成效和水质监测来促进了社区福祉。

三、文化历史活动论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是指：人类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和环境中从事生产活动时，通过转变自身或学习的方式，从而改变这种环境。生产活动发生在活动系统中，活动系统由一系列活动、工具、规则、对象、主题、社区和劳动分工的目标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组成（Engestrom，1987）。学习产生于学习者与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交互之中。

学习也会产生在活动系统不同要素之间的矛盾产生冲突时，例如，当指定如何进行活动的规则与项目目标不一致时。这可能导致转换或扩展活动以包含新规则、工具或目标。此外，一个活动体系还可以产生能为另一个活动体系所用的结果。例如，立法活动体系中的决策者会使用通过水监测活动体系产生的知识成果。总之，一个学习活动系统是动态的，它的各要素之间以及与其他活动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交互作用，而这就带来了活动体系和相关学习的转化。

四、南非，德班，有机农业学习系统中的扩展学习

2008年，拥有作为活动系统“工具”的文化知识的罗德斯大学和制定教育政策和标准从而提供“规则”的南非资格认证局开始在环境教育中实施研究工作和学习计划。西多尔有机网络及其营销部门地球母亲有机农业便成为其中一个新研究站点（Earth Mother Organic）构成了一个研究网站（Mukute，2010）。为了解决德班对有机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组织面临着达到有机标准、获得有机生产商认证和盈利的挑战。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特别是它对协作学习、当前实践的转变和矛盾的关注这些方面，有助于理解有机农民群体及其利益相关者如何克服障碍。

有机农业组织的成员通过与罗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促进地方一级的广泛社会学习和全国教育。他们分析了Isidore和Earth Mother Organic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做法，发现了关键的挑战及其根本思想（矛盾）。然后。他们共同研究并解决这些矛盾。

有超过20多的有机农民、培训师和营销人员参与了过程，揭示了其成因，并在广泛的学习过程中制定了解决方案。他们将合作学习的目标确定为人类健康、富裕和环境可持续性，而这都能够通过一种新的高质量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研究参与者决定研究有机农业的规则与当地社会生态条件之间的矛盾，并得出结论，这种矛盾是由于有机部门缺乏协作联系造成的，即有机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历史性文化障碍和相互之间的低信任水平；根据合作社过去的失败的个人主义文化培养；以及根据支持有机农业运动的基础设施不足，包括收集中心、培训、检查和认证，这一矛盾是由于组织部门缺乏协作造成的，而这又是由于盈利困难（其中一部分被用于集体学习和创新）所造成的。

针对这一矛盾，该项目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成立了由有机农民、培训师、营销人员、认证人员和市政当局组成的绿色种植者协会，目的是将德班地区有机农业社区的学习和行动联系起来并加以协调。该项目还明确了需要特别动员的11个利益相关团体和相关活动系统，包括农业加工商、农业工具供应商、消费者团体、资助伙伴、研究组织、大学和学员（图13.1）。第二个解决办法是确立并采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参与性保障制度，这将使当地有机农业界能够使用通用的标准来制定、实施、监测和认证当地的有机农业产品。绿色种植者协会招募了有机检查员和信息技术专家，以适应国际有机农业标准，并开展交流和营销的工作。

虽然上述方式有助于德班的有机农业社区共同学习并提出解决农业挑战的办法，但它也表明，有机培训人员和导师需要更高层次的技能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此外，由此得出结论：农业知识不仅由培训师的知识构成，还包括农民、农场工人、检查员和营销人员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应该加以利用和发展（Mukute，2010年）。最后，它建议形成一种长期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集体学习、创新和行动结构。 这些经验都与南非资质局和罗德斯大学进行了分享，并影响了南非的教育政策，表明了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学习过程之间的联系可以加强环境教育在多个层面的影响。

图13.1。南非德班城市有机农民活动系统。图改编自恩格斯特伦，1987年。

五、社区居家护理中的知识共享做法，南非

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相关疾病的流行，南非对社区居家护理的需求很高，如果处理不当，这些废物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一般认定医疗废物包括棉签、成人尿布、用过的敷料、针头和手术手套。有人看到年幼的孩子们拿着扔在空地上的手术手套玩耍，给手套充气，灌满水，还将里面的水喝掉。

不同社区的参与者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医疗废物管理。他们合作分工，一些人执行废物管理法规，一些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人员产生医疗废物，而另一些分类、管理和处置废物。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这些参与者是在动态的活动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可以通过在广泛的学习过程中交流相互影响。

研究表明，家庭护理设施中存在问题的废料管理做法与有限的知识和知识共享有关（Masilela，2015）。显然，需要环境教育进程来加强环境管理做法。例如，医疗废物通常在生活垃圾箱中处理或非法焚烧，而环境卫生官员却缺乏相关实践知识。同样，社区中的家庭护理人员尽管在护理和姑息护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处理诊所外产生的废物。虽然高级管理人员似乎更详细地了解医疗废物管理，但没有渠道传播这一知识，使得环境卫生官员或护理人员对此并不了解。这就导致：贫穷的拾荒者翻找成堆的生活垃圾，寻找回收或转售的物品，面临着遇到医疗垃圾的风险。

三个工作坊为扩大学习进程提供了基本框架，在这一进程中，家庭护理设施的管理人员、环境卫生官员和废料检查员清楚了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并合作寻求能够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拾荒者和看护者的声音通过访谈笔录和照片被带到车间，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对问题的复杂性和有争议的问题拥有更丰富的视角。工作坊为具有不同技能和背景的人创造了交流机会，使他们能够围绕共同的目标（即改进废物管理）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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