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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译文

苏锡常地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时空演变格局研究

——对中国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龙花楼¹，刘彦随¹，吴秀芹²，董贵华³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IGSNRR），北京安外大屯路甲11号，北京100101

2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教育部实验室，北京100083

3 中国国家环境监测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

本文采用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6年高分辨率Landsat TM（Thematic Mapper）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了在1990~2006年间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和空间结构重构后，中国沿海的苏锡常地区的耕地和农村宅基地的时空演变格局。为研究耕地和农村宅基地的空间格局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本文确定了一系列测量不同维度的土地碎片的格局指数。其结果表明，苏锡常地区在1990~2006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城镇用地、农村宅基地和人工水域严重占用了耕地面积。耕地变化的主要动力是人口增长、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农村宅基地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划时代的乡村规划政策。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集中在保护耕地，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建设“村容整洁的村庄”上。而实现建设目标的两种重要途径分别为乡村建设用地整理和耕地整理。作者认为，制定科学的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规划需要重视使乡村具有一定的为城市服务的功能。此外，中国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保留和尊重田园文化和乡村景观，而不是建设看起来更像城市的新农村。

关键词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农村宅基地；耕地；乡村发展；村庄规划政策；新农村建设；苏锡常地区；中国

引言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生物圈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因此，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Omenn，2006）。在此背景下，土地变化科学，一个由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研究组成的跨学科领域开始兴起，它旨在研究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LULC）的动态，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作为人类与环境的耦合系统，用以解决与环境和社会问题相关的理论、概念、模型和应用问题（GLP，2005；Turner等，2007）。目前，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相关的问题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包括那些主张对土地流转的时空模式建模的研究者，以及那些试图理解耦合的系统因果、影响和后果的研究者（Verburg等，1999；Brown等，2000；Theobald，2001；Irwin和Geoghegan，2001；Veldkamp和Lambin，2001；Krausmann等，2003；Veldkamp和Verburg，2004；Irwin和Bockstael，2007）。

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被公认为是检测LULC时空演变的有力和有效的工具（Fazal，2000;Weng，2002;Herold等，2003;Nagendra等，2004；Gao等，2006；Huang等，2007）。通过RS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明确土地利用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Moglen和Beighley，2002；Poyatos等，2003；Himiyama，1998）。通常我们广泛使用的变化检测和统计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发现不同土地覆被模式之间的结构变化，还可以通过连续多年的社会经济数据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Lu等，2003a；Kaufmann和Seto，2001；Krausmann等，2003；Verburg等，1999；Aspinall，2004；Xie等，2005；Long等，2007a）。这些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时序分析及其驱动因子的确定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关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区域发展的重要信息。

自从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区域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Wei和Fan，2000）。因此中国许多沿海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都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和空间结构调整，由此带来了剧烈的土地利用变化（Streets等，1995；Lin，2001；Weng 2002；Seto和Kaufmann，2003；Li和Yeh，2004；Long等，2007a）。土地利用的变化虽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但主要还是受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其主要特征是与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Long等，2007b）。在中国乡村地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是描述乡村发展的两种最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与任一历史时期相比，过去20年间中国耕地的非农转换最为广泛，其中以东部沿海地区最为突出（Yang和Li，2000；Li和Wang，2003；Ho和Lin，2004；Lichtenberg和Ding，2008）。伴随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下的经济改革和人口增加，农村居民点和城市扩张的增加极大地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Long等，2007a；Xie等，2007b）。乡村土地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耕地的破碎化（Sargeson，2002；Lin和Ho，2003）。

此外，市场经济促使传统水田生产向多样化农业生产活动转变，如种植经济作物、水果和水产养殖，使得农业土地利用发生内部重组（Heilig，1999；Li和Yeh，2004）。一项对苏南地区的Landsat照片的研究表明，由于农村宅基地分散且占用大量土地，使土地使用的转移问题非常普遍，并不只在少数几个主要城市发生（Ho和Lin，2004）。耕地的减少，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乡村居民点的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关于中国乡村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和规模的讨论非常多（Sargeson，2002;Xu，2004;Long等，2007b），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动力和驱动因子的复杂性（Theobald，2001；Cai，2001；Burgi和Turner，2002；Lambin等，2001）。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沿海地区现有土地资源如果没有适当的规划和管理，就会因为为了追逐市场农业和非农业发展带来的利润而导致的大量耕地流失。

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之间的竞争在城乡交界处最为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任何地点均会导致土地利用的频繁更替，这一演替的主要驱动因子是农业政策和乡村规划政策的变动以及城乡经济发展的波动（Robinson，2004年，第206页）。土地与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的启示研究已成为人类环境科学的一大挑战（Omenn，2006；Turner等，2007）。针对中国由于城市扩张和农村宅基地建设而造成的耕地流失问题已经有许多的研究分析（Sargeson，2002；Liu等，2003b，2005a；Xu，2004；Tian等，2005，2007；Long等，2007b），但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的变化及其政策维度的分析受到的关注还是较少。本文的目的是：（1）简要介绍中国的划时代的乡村规划政策——“新农村建设”（2）利用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6年高分辨率Landsat TM（Thematic Mapper）数据以及来自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社会经济数据，研究中国沿海苏锡常地区在经历空前的经济和空间结构重构下，乡村土地（以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为重点）的时空演变格局；（3）讨论在中国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政策

通常，当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时，都将制定一系列政策帮助乡村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当代乡村变得更加多样化，仅仅关注乡村本身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当代乡村需要更加综合化政策出台（Woods，2005，第131页）。

例如，英国的《乡村法案》（1968年）中明确了关于所有负责乡村管理的政府机构的通用术语（Mather等，2006）。针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综合政策声明《乡村白皮书》（1995年）中，涉及了从农业、电信、住房、林业到体育等与乡村地区有关的众多问题（Hodge，1996；Woods，2005）。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1960年和1962年基本农业法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改善了法国乡村的许多方面（Clout，2006年）。1970年代，韩国为加快乡村地区的发展开展了“新村运动”。日本在1960年代为支持乡村发展也实施了类似的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当前，中国的乡村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处于过渡时期——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变（Long等等，2007b）。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和乡村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些牺牲导致了一系列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Cai和Smit，1994a，1994b；Xu和Tan，2001，2002）。首先，耕地数量从1978年的138.38万hm²减少到2005年的122.07万hm²。由于灌溉设施的不足，许多农民被迫依赖自然；农业部门的科学和财政支持薄弱；以上这些问题使的农业无法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贡献，并且影响了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5年的3.22：1（NBSC，2006）。第三，城乡生活质量差距的扩大使得部分人不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最后，中国农民的人口数量占中国总人口近56％，但他们的消费水平不及零售总额的三分之一。农民缓慢增长的收入水平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崭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强，它已经可以提供一个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发展环境。此外，在近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压力下，中国中央政府最近制定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项战略是“十一五”（20062010）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有望通过这项战略来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以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新农村的整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SCPRC，2006）。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可以被称为“后生产主义”（Evans等，2002；Mather等，2006；Clout，2006）。现在不仅是农业生产，生活与生态也被明确纳入乡村发展的政策考虑中。

发展现代化农业和提高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主要内容。首先，国家粮食安全应受到高度重视，到2010年底，通过加强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建设，提高粮食单位产量、质量和效率，粮食总生产能力有望达到5亿吨。其一需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另外需要改善传统耕作技术，并普及农业标准化。第二，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促进农业结构战略调整。

中国的城乡之间有明显差距（NBSC，2006）。2005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人民币（美元对人民币：1：8.0），是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的3.22倍。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十一五”期间提出了三项措施：（1）研发具有改良品种和个性特征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延长产业链，例如存储和加工、保鲜、运输等；（2）通过促进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3）完善配套辅助政策，减轻农民负担。

“脏、乱、差”是游客对中国目前的大多数村庄的总体印象。这种“乱”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方面，随着1978年后市场经济的实施，许多农民开始富裕起来，开始偏爱功能多样、舒适宽敞的房屋，这导致乡村住房规模急剧扩大。农民更喜欢在山谷中（而不是山坡上）建房，他们建造住宅的选址倾向于地理位置优越、靠近道路以及其他现有基础设施的地方，但他们的建设没有依据科学的乡村规划。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中国发达的乡村地区，由一户多宅以及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造成的空心村现象严重（尤其是在中国东部以及沿海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与混乱。“脏和差”主要是由于缺乏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非点源污染畜禽养殖场的粪便和尿液的处理系统。建设村容整洁的目标包括：（1）努力在乡村地区推广沼气、太阳能等清洁燃料的使用；（2）逐步改善60％以上农户没有抽水马桶的的现状；（3）依据科学的乡村规划逐步完善房屋建设（目前有近7000万乡村居民房屋需要改造）。

研究区

研究区域为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通常称为“苏锡常”地区），位于中国南部江苏省长江三角洲的下游，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图1）。它占地约176万hm²，平均海拔低于50m。常年属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7.5°C，年平均降雨量为1055mm，有利于农业生产。苏锡常地区的人口总量为1429万（JSB，2007），因其人口密度高而更显独特。2006年该地区的人口密度高达809人/ km²，远高于同期中国的平均人口密度（137人/km²）（JSB，2007；NBS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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