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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计划者系统对建筑行业人员社会网络的影响

维塔利.普莱文与拉斐尔.萨克斯

摘要：与建筑生产系统的运作模式相关的精益系统思想表明最后计划者系统通过创建拉动式流动和过滤到期的工作包来改进工作流程。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即使只实现部分，最后计划者系统仍然可以改进工作流程。作者推测最后计划者系统在分包商中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而这增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协调性。十二个住宅建设项目被纳入研究范畴，在7至16个月的时间里研究人员通过行为研究的方式来测量最后计划者系统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在与低的和高的计划最佳实践指数相比，施工人员的中心度显著上升，活跃的基本沟通渠道的数量也大约增加了一倍，这表明在最后计划者系统被更彻底地执行的地方，社会网络就会得到加强。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最后计划者系统以及它的运作方式。该系统不仅通过技术层面上的运作改进了生产控制，它也具有社会影响，即在施工队伍间建立一种有助于改进彼此协调性的关系。

关键词：建筑施工；最后计划者系统；社会网络分析；沟通；协调理论；生产控制；项目计划与设计。

正文

与建筑生产系统的运作模式相关的精益系统思想表明最后计划者系统（LPS）通过创建拉动式的资源流动和过滤掉那些还未准备好执行的工作包来改进工作流程（巴拉德2000）。经济博弈论建模表明，它减小了项目经理和分包商之间的信息差距，从而提高了资源分配决策的可靠性（萨克斯和哈雷尔2006）。然而，对施工现场的观测结果表明，即使最后计划者系统只是被执行了一部分，例如，在没有事前规划，一个准备过程，或反馈[计划任务完成率的指标（PPC）]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取得积极的结果。许多文章都报道过被部分执行的最后计划者系统有时会被细化为单个的每周工作计划会议，或者是因为他们仅仅通过每周工作计划会议来推进LPS的执行却没能取得进展，抑或是因为全方位的执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退化（哈姆扎2009；维亚纳等人2010）。作者推测这一现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WWP会议在分包商中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而这改进了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和沟通，并以这种方式加强了彼此间的协调性同时改进了工作流程。

图1描述了这一理论框架。由一个加粗的箭头所指示的最初的假设是，在符合语言行动的角度（LAP），LPS提高了项目的协调性从而改善了它的工作流程。而这也得到了科斯凯拉（2000）的生产转化—流程—价值理论中生产流程理论的支持。虚线箭头表示补充说明：WWP会议促进了分包商彼此间的沟通，同时加强了分包商的向心性[（减少了管理者的相对中心度]，正如同社会网络理论中所定义的那样。反过来，根据协调理论，更好的沟通会带来更好的协调性。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两个步骤是必要的：（1）说明LPS的执行确实强化了分包商间的社会网络和沟通，（2）同时在社会网络和沟通以及项目工作流程质量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这些对应于图1中的虚线。通过测量LPS对同一建筑工地上施工人员间社会网络的发展的影响，本文报道了对第一个步骤的探索。在7至12个月的时间里，12个施工项目中LPS的执行情况都受到了监控。LPS在每个项目中被执行的深度通过运用计划最佳实践指数（索尔斯等人。2002）来进行测量，而项目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水平则是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测量和分析。被研究的建筑从业人员在内部竣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人物：总承包商的雇员和分包商的包工头。

结合语言行动和协调理论进行回顾，在本研究的背景部分对LPS和社会网络的技术层面进行了介绍，而这为那些专注于将沟通作为实现顺畅的工作流程的关键因素的观点奠定了基础。方法论部分对项目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用于测量LPS执行程度的理论以及旨在测量社会网络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LPS的执行情况和SNA的测量结果是在研究了12个项目后提出的。

图1.研究理论框架

研究背景

LPS（巴拉德2000）是一个生产管理系统，旨在工作包被分配到短期工作计划之前对其进行筛选以确保前期工作已准备就绪，从而实现工作包在开始后能够被准确高效的完成的目标。LPS也是一种委托管理系统，它通过建立彼此间的联系，创建会话以及确保协议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常的水平得以执行进而对施工流程进行管理。只有在个人和团队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后，价值才会在工作被完成后得以创造。

按照网络理论，SNA是对社会网络的一种理论化分析。在网络内部和个体间的关系中它充当着作为节点的单个作用物，而在节点之间则充当着彼此间的纽带（德.安德烈等人2010）。先前关于施工中社会网络的研究包括几项通过社会网络理论审视企业行为的工作（普莱格2004）。普莱克着重强调了SNA作为一种研究建设项目组织内部关系的相关理论的重要性（普莱克2005）。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诺利亚和埃克尔斯的（1992）基于组织网络视角的五个基本原因。在普莱克的研究清单中（2005），以下三项在这篇文章的研究背景下相互关联：

.所有的组织都是社会网络，因此都需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进行分析。

.组织中成员的行动可以根据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得到最好的解释。

.组织的比较分析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网络特性（结合这篇文章的上下文对各个项目进行比较）。

奇诺伊等人（2008）也将SNA定义为一种将传统项目管理理论和知识进行整合的恰到好处的理论且对提高项目绩效具有十分光明的前景。之前的研究表明SNA能够被成功地应用于建筑施工中，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包含关系网络。此外，当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网络互动时，更加复杂的社会网络便随之形成（帕克等人2009）。

除了SNA，协调理论（马龙1988）也有助于阐明LPS被部分执行背后的现象。协调理论已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运筹学，组织理论以及生物学。在对协调的概念所给定的诸多定义中，马龙和克劳斯顿（1994）强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应采用以下严格的定义：“协调是管理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行为。”这与一般的直觉是相容的，当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协调。正如克拉克（1996）所指出的，主要的协调问题与利益相关者在特定情况下所期望的活动有关。

协调理论定义了四个组成部分：目标、活动、行动者、和相互依存关系。其总体目标是通过定义用于完成所需任务的替代过程来支持项目和系统整体性能的改善。换句话说，一个过程的布局是依赖于所选择的用于支配过程中所包含的任务和资源间的依赖关系的协调工具（马龙和克劳斯顿1994）。

协调通常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沟通或信息交流来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协调装置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标准化，层级和相互调整。传统组织中的协调通常是基于等级制度，而标准化和相互调整则是被用作额外的协调工具。虽然相互调整还包括结构协议和流程整合，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正如韦嘉德等人（2003）所得出的结论，当交际行为被用于达成共识时，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成的设备，它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协调工具。

最早由弗洛兹和拉德洛（1980）提出的语言行动观点理论也对LPS提高项目生产性能的机制作出了相关解释。LAP旨在解决沟通和协调问题。它强调在整个组织的背景下沟通在人们协调彼此间活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在LAP中，沟通被看作是一种促进人与人之间互动与协调的工具（永贝里和霍尔姆1997）。

沟通和协调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与哈贝马斯的（1984）交际行为理论不谋而合，根据这一理论，沟通被看作是一种当旨在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时为达成共识的活动。然而，韦嘉德和迪格拉姆（1997）认为哈马斯对交际行为的定义包括两个可以独立出现的组成部分：所谓的会话行为即走向共识的活动和所谓的自愿行为即旨在协调的活动。

研究背景和方法论

内部装修和建筑系统（例如，机械，电气，水暖）的工作是最难协调的，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由多个独立的分包商进行，而这些分包商手下的工作人员自身的职责范围也是彼此独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标准化的协调适用于建筑产品本身（设计文件和建设法规定义的)而不是建设过程，部分是因为各个任务的持续时间的固有的不确定性致使针对于施工人员连续施工所费工期（即预期工期）的合同标准的可信度不足。由于项目组织是由多个企业组建的，因此协调层次结构也很薄弱。因此，通过沟通进行协调是最重要的机制，而LPS所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因此，从协调理论和LAP的角度来看，每周工作计划会议似乎是LPS提高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因此，在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是针对两类指标收集详细的实证数据，一方面是LPS实施的深度和模式，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网络的沟通方面，并对结果进行比较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组12个类似的建设项目被纳入研究范畴，研究涵盖了他们内部装饰和建设系统工作的整个持续时间（从7个月至16个月）。所有的项目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大多是标准的四层或五层的公寓楼。个别建筑物的高度在10到34层不等，而这些项目所包含的公寓数也在54到153个之间（表1）。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以上的项目是同一个房地产开发的一部分。然而，在同一个项目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单项工程彼此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开始的，并且各自拥有一个不同的分包队伍和管理团队。整个观察期从2012年6月持续至2014年3月。

诸多因素影响了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强化。他们包括动机、文化、运作、相关性和人际因素（迪马克和泰勒2011；麦哲2010；斯内登和马扎罗尔2005）。所有的项目都由同一个总承包商管理且都有相同的的组织和控制结构，同时所有的分包商都使用相同的合同范本。因此，所有项目中的相关性因素是一致的。单把LPS的实施水平除外，这些项目在运作方面是相同的，而这也是本次研究中的独立变量。在其他四个因素都相似的情况下，所有项目中的文化因素也是相似的，且没有哪一个因素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正如随后讨论的那样）。

至于人际关系的因素，对于任何项目的领队而言，没有任何语言技能可以超越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建筑公司的官方语言（希伯来）。因此尚无人具备必要的知识或技能来扮演迪马可和泰勒（2011）所预期的那种文化边界测量器的角色。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经济动机水平被认为是相似的，因为不同行业的协商单价是相似的。尽管在其他动机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和总监都不一样，而他们所掌握的精益原则，施加于项目中的个人动机以及领导技能也不尽相同。

数据的收集采用的是行动研究的方法（爱资哈尔等人2010；巴拉德和雷布科夫斯基2009），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第一作者与分包单位的领导和总承包商的雇员（现场管理者、客户变更协调员和项目经理）一起参加了各个项目的每周工作计划会议。这种程度的参与确保了对计划实践水平的测量是高质量的，可靠的，而且测量结果在不同项目中的可靠度是一致的。它也让第一作者得以与各个项目参与者建立了充分的信任，从而通过与其他各个参与者的沟通获取了详细而广泛的信息，这对于测量社会网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测量LPS实施的深度

一个授予了LPS各方面一个单点的简单的比例被用于量化LPS在每个项目中的实施水平。这个被称作PBP指数的比例是由一系列的学术研究（索尔斯等人2002；斯特兹等人2007；维亚纳等人2010）发展而来。它包括15个计划和控制措施的清单。每项措施的测量分辨率和相关的分数，分为没有，部分或完成，产生的最大可能得分是15分。表2中列出了被记录的水平。

社会网络测量

克拉克哈特和汉森（1993）研究了组织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尖锐地将正式组织描述为一个公司的骨架，将非正式组织描述为中枢神经系统，这意味着许多真正的工作是由非正式组织完成的，而这一非正式组织则是由参与到工作开始到圆满完成整个过程中的公司职员所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SNA显示了非正式组织是如何通过表达网络图中的这些关系纽带来进行运作的。

建设施工是一个以项目为基础的，由临时的项目团队执行的生产过程。为了便于分析，专设的项目团队被看作是临时性的组织。组织中不同部门之间的通信流量的差距可以通过分析经常谈论公事的员工中的通信网络来加以鉴别。

从事室内装饰和建筑系统工作的建筑施工人员是被考虑的关键任务执行者。表3列出了在所有项目中任务执行者所扮演的角色。

每个项目中各个作业队伍之间的社会网络的构造是通过采访分包方领队和在施工现场的总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估量的。每个受访者都会被问到上一周他们和每一个其他的团队成员谈过多少次话。得到的回答基本上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他们与其他成员间的对话仅仅发生在正式会议上，非正式的面对面的会议上，又或者是电话中。有限的通信模式仍旧适用是因为在每周会议之间，协调施工现场生产的时候，言语交流是最基本的通信方式。除了WWP图（如图2）以外，很少或没有哪种情况是通过书面形式，图形或电子通讯实现协调的。

图3显示了在同一相关时点编制的12个项目的社会网络关系图，其所处的时间节点都是在分包商抵达施工现场后的1到2个月。他们将任务执行者显示为一个个节点和彼此间活跃着的沟通渠道以及节点之间的链路。通信事件被定义为成员之间在正式会议，非正式的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中的沟通。每一个链路的宽度代表了在该通道中每星期的通信事件的数量。显示一条链路的阈值是每周两个事件，它过滤掉了那些任务执行者仅在单个正式的现场会议上沟通过的通道（设定阈值的基本原理在随后将会被讨论到)。

主动通信渠道的总数，或网络密度，是描述整个网络质量的全局参数。他们将数据粗略化，并隐藏局部特征，例如网络中每个任务执行者的中心以及每个任务执行者通信量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对于同级的或区别十分模糊的任务执行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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