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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段节选自原文P3-P6中“2.lsquo;Transformationrsquo; and lsquo;Governancersquo;: an attempt at clarification”部分内容

“转型”与“治理”：内涵概述

转型：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转型”一词通常只是用来简单直接的描述变化，但没有详细的说明变化的范围和程度。然而在评估变革是否真的发生以及其发生程度的方法上，由于不同的立场而产生了分歧。 在公共行动领域，有既得利益者（例如，维持现状的公务员）可能会声称，并没有所谓的“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那些实质性变化所带来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声称，显著变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变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 此外，许多学者，特别是在《the Anglo-Saxon world》一书中,似乎都有内在的偏见，认为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变革，政治、政策和行政改革是可能发生的。这或许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政策未能成功（例如消除贫困，文盲或第三世界债务的计划）而导致失望的结果，或者可能具有更深刻的哲学和认识论根源，涉及到当代哲学的怀疑论。在这篇文章中，我接受在公共行动领域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即转型这一说法，但是会试图说明如何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对此进行评估。首先将转型按照可能出现的程度区分成三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不会发生变革。

首先，按照迪兰佩杜萨的观点，有一种变化是为了保持现有的状态不变而被迫的改变。引用一句法国俗语来就，就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这个改变纯粹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实质。这种所谓的伪变化，也许是之前所提到的学术怀疑的基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文官制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文官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最著名的是富尔顿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只改变了基层公务员文化，因为这些改革被牢牢地掌控在在那些最需要改变的英国政府的官僚手中，从而确保英国文官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转型”一词显然不能用于描述这种流于形式的变化。

其次，确实存在有一些改变，并且这些使得被改变的对象与先前有了实质性的差异，但与此同时也保留了先前系统的元素。在这一类的变化中有一个时间系数上的变化。在短期至中期的时间内，以前的系统的特点可能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终将被更新的元素所取代。正如普里德姆所说的：“转型通常表明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或根本的变化过程hellip;hellip;它显然是一个比短期要长远的过程。”这确实是转型，但这是一个逐渐的进化、逐渐的发展的渐进形式的转变（IET）。在这种情况下，它与第一种类型的变化相反，形式上可能保持不变，但它内在的本质会有所改变。

第三种改变是革命性的转变（RT），其间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短期内会有一个快速的转型。革命的概念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中一直争论不休，有时也鉴于新政权保留许多旧社会的特点而质疑这种革命性的转变是否真的存在。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三次经典的革命似乎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了精英阶层，拆除政权，彻底改变了一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但旧政权的一些要素得到保留（例如高度的政治集权，法国雅各宾专政，沿袭自沙皇俄国和封建帝制中国的政治行政文化要素），更深刻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这显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还有，渐进性的转变（IET)有时会让道给革命性的转变（RT）。这意味着变化的条件需要在或多或少的时间里逐渐累积起来。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通过领导，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革命性的转型，即鲁格所说的“划时代变革”。而赛尔尼通过对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激进变革模式，即发展“主要是连续的修补或调整”的过程，而“国家范式变化”才导致了重大转型。这并不是意味着发展的目的是从一个到另一个。事实上，划时代变革或转型往往是之前主要人物采取行动是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此外，根据鲁格划时代变革的说法，变革是一个用不完整、包罗万象的过程。换句话说，先前政权的要素可能会在经历时代变革之后继续沿袭下去。我再次举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例子为证。

治理：它是逐渐增加进化的转型，即在划时代的范式变革的时刻逐渐修补和调整，最能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过程，这可能是近年来大量文献都提及“治理”的缘由。“治理”和“转型”一样，也需要认真谨慎的加以解读，因为它常常被含糊不清的言辞所描述。库尔曼通过区分管理，政府和治理的概念，来明确这个问题。管理和治理都是是治理社会的方式，管理涉及代议制民主政治和国家，但是治理涉及更多的行动者，包括民选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和非民选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研究治理的学者普遍认为，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差异化，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变得越来越难以行之有效。这导致治理被理解为是操控而不是指导，他们声称补充甚至取代政府。据称，自下而上的治理比自上而下更为重要，它涉及到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同样是“自下而上”的观点，罗德斯认为，“治理这一概念是引用于自组织与跨组织网络”，因此不同于政府。而在治理工作中便隐藏着转型的概念：管理模式从简单的政府执政到更广泛的治理体系。科勒-科赫也对欧洲联盟的政治制度做出了分析，假设假设欧洲联盟“演变和转型”成为了一个网络治理体系比较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欧洲联盟，她提出了一种治理类型的模式：

图1：治理类型的模式

来源：Beate Kohler Koch（1999）

在这种模式中，它结合了由利普哈特和法特所阐述的治理类型，执政的系统可以依据组织的基本原则来划分：政治关系为多数规则或者小众联合（利普哈特），政体构成则依据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来区分概念（法特）。这种模式下可能出现4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并且每种治理方式都有各自的国家或系统范例：国家主义（法国）；集体主义（瑞士和德国）；多元化（美国）；和网络治理（欧洲联盟）。科勒科赫的治理类型模式有助于说明各个国家的传统治理类型，并且可以将欧洲联盟这一特殊的治理模式放在传统国家治理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她还认为治理与管理并存，相反之下，建议治理逐步取代管理，然而尚未明确的是，以欧洲联盟为代表的“网络治理”是否在国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它是否改变了法国的国家主义、英美的多元主义或者德国与荷兰的集体主义？ 本文接下来将研究的便是各种古典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传统国家政府如何向新的治理体系转变。显而易见的是，所有国家都受到压力并导致向某一方向辐合，并且个别国家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传统治理模式：中央集权、协商民主以及多元化。

也有一些人可能认为，治理一直是政府的一部分，在政治制度体系中一直存在来自官方政治体系以外的利益集团。他们致力于研究政策科学，政策分析和政策界的大量文献，精英主义者，多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新社团主义者所涉及到的关于政治权力的争论，其侧重点都在于现在所说的治理。 此外，罗德斯夸张的宣传治理正在取代政府。恰恰相反，政府依旧在我们身边。正如科勒科赫所强调的，政府和治理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问题在于政府和治理是如何紧密联系的，而在这个关系中，我们能否见证一种新的范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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