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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变动、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基于1992〜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珊珊，邵俊林

摘要：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近来备受关注，学术界和政府已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在过去的文献中，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及由于样本限制等因素，研究结果并不十分有说服力。本文利用经济收敛理论建立理论模型，并从1992年至2012年选取8个少数民族集中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这些省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儿童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红利，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同时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改善也很重要。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1.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常常被称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人口统计变量非常突出。Hongbin Li和Junsen zhang（2007）分析了中国近28个省份的数据，发现出生率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这跟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有重要关系，促使中国近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与人口政策的变化有关。法国学者兰德里先生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了人口变化理论，布鲁姆等使用人口变化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首先提出了“人口统计”的概念，即人口红利。之后，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时考虑了人口统计学变量。蔡和王把人口红利表示为经济稳定增长模型的总变量。Wang和Ni（2013）基于经济收敛理论建立了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并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Che和其他学者使用1978-2008年的省级数据来分析和估计中国的人口红利^【7】。

在中国，也有一些研究通过分析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探索了少数民族的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曾（2011）得出以下结论：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导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可能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许多问题，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且不同民族之间语言，宗教、思想的差异，都促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发展和人才引进。Zhang（2009）在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疆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其研究表明，新疆人口红利对新疆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很大。Gui（2003）分析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和其他四个省（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发现其发展质量较低，少数民族人口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Adili Nuer（2012）从相互影响和限制的角度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实际需求。Tian（2007）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变化的特点，指出人口红利的实际面临着四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红利。

从过往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首先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处于描述层面，实证分析尤其是定量比较分析则涉及较少。其次，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样本数据在一个省份有限，那么其研究结论并没有说服力，在全面分析重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时，我们只能为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人口与发展政策提供有效的建议。

因此，本文将经济收料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理论模型，然后从1992年到2012年选择八个省份和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宁夏、云南、贵州）的面板数据，分析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八个省的人口红利实现的全貌。

2.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现状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指的是五个自治区（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西藏）和三个省（云南、贵州、青海），这些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居住，55个少数民族中又52个主要分布在这八个省和自治区。目前，这些地区的人口变化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1）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迅速

从1999年到201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21.2%，汉族人口同时增长了9.5%，在过去的20年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是汉族的两倍。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少数民族的增长率比是汉族人口的9倍。表1揭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状况。其中，广西和贵州的少数民族人口有所下降，但其他六个地区一直处于增长阶段,比较1990年至2010年这八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增长率略低于新疆和西藏的总人口增长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低于广西总人口增长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略高于其他五个地区的总人口增长率。

（2）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人口机会窗口开放较晚

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人口结构对未来人口的发展影响较大，Tian（2007）认为，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变化比其他地区较晚，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其他地区更“年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与汉族的人口年龄结构相比，少数民族的人口年龄结构往往更年轻。

“人口统计机会之窗”，又称为人口红利期，是指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的时期。总结进入各省“人口红利期”的时间节点，我们将看到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较晚进入“人口机会之窗”。2000年以后，广西、西藏、云南和贵州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内蒙古相比更早进入这一阶段，可能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横跨了中国的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使得它在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多优势。

（3）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较低

徐（2010）估算了中国的文化素质清单，并发现在少数民族的八个省区，除新疆、内蒙古和广西外，其他地区的文化素质底蕴较低。1990年至2000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有所提高，5个省的预期寿命高于全国2010年平均水平。但云南、西藏和青海长期排在预期寿命名单的末尾，另一方面，除广西和新疆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样本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样本选择的是八个省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至于人口变量的选择，Bloom（1998）选择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作为研究的两个主要变量。王（2013）选择了三个变量，即劳动力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子女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间的差异。在本文中，我们遵循两个原则来选择变量;一个是相关数据可在自己发表的文献中找到，另一个是所选择的变量必须经过学者证实，它们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最后，我们选择人均GDP、劳动增长率、增长人口、投资、儿童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人力资本引入模型，这七个变量的基本信息如下表3所示。

根据1952年人均GDP的CPI，对这8个省和地区的人均GDP数据进行修订，本文将工作年龄人口定义为15-64岁人口，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定义为0-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代表，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数表示，模型中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55年统计数据和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我们采用人均GDP、投资、人力资本、子女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对数。

利用1992年至2012年的数据，我们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以检验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儿童的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不是模型的外部变量，并且它们可能对结果产生干扰，因此，我们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设置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包括儿童的依赖性比例和老年人抚养比，另一种则不包括这两个变量。

在分析模型之前，我们通过四种方法：LLC测试、IPS测试、Fisher-ADF测试、Fisher-PP测试对每个变量进行静态测试，老年抚养比和劳动力增长率两个变量P值老年抚养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均小于0.05，因此，我们可以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没有单位根，解释变量是平滑的。为了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避免虚假回归，本文选择了七个变量协整实验，结果显示，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Group rho、PP组和ADF组的统计数据均拒绝5%显著水平的零假设（即没有协整关系）。因此该回归模型的设置是合适的。

4.结果与讨论

4.1结果

结果如表4所示，投资对所有模型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也是如此，模型1中劳动力增长率和儿童抚养比率显著，模型2中劳动力增长率显著，模型3中劳动力和儿童抚养比的增长率是显著的，模型4中劳动力的增长率也较高。

为了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更好的模型，我们对两组（模型1和模型3、模型2和模型4）进行Hausman检验，零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中可靠的，两组的Hausman统计值分别是33.734和174.025，相应的概率值均为0.000，因此，我们拒绝零假设，并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主要变量都很重要，拟合优度高于其他模型，因此我们确认模型1是四个模型中最为理想的。

4.2讨论

在四种模式中，投资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表明投资可以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投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与经济发展密切且相关，这是无可争辩的。Ni等人（2014）指出，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经济中迈出的第一步和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四种模式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揭示了人力资本可以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Wang（2008）对1987年和2005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在此期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重要因素。在这四个模型中，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表明劳动力增长率可以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Ni解释了工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两个方面——普通工人的数量和普通工人的素质。

总体人口增长率变量在四个模型中并不显著，说明了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Li（2008）认为，根据人口与经济理论，人口增长可以产生两种经济效应，一方面人口增长可以帮助形成规模经济，在相对丰富的经济资源条件下，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形成了对经济资源的压力，如果经济资源短缺，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就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而言，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在这四个模型中，儿童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儿童抚养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老年抚养比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确定，因为它们是在四个模型中没有显著性，从理论上讲，Coale和其他人在1958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提出了“依赖性负担假设”。该假设认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儿童抚养负担增加，照顾老人和抚养工作年龄人口的孩子负担沉重，但是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参与经济活动将大幅增加，儿童养育负担将减轻，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最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体现在照顾老年人的沉重负担，将减缓经济增长。在我们的研究样本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抚养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可以为未来的经济增提供劳动力，此外，在样本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才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因此，老年抚养比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够。

4.3稳健性测试

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对所有的模型进行稳健性测试，因为模型1是最好的模型，我们只提出模型1的鲁棒性测试结果。我们将面板数据的时间间隔从一年改为三年，并发现主要因变量：投资、人力资本、子女抚养比和劳动力增长率仍然显著，系数符号在原始模型中，绝对值只有一点变化，这证实了原始模型的稳健性。

5.结论

本文利用经济收敛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并选择了1992-2012年的面板数据，集中分析了八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儿童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及老年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少数民族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人口红利，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区的人口红利时期随后关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红利，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文认为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确保少数民族就业，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也很重要，重点是消除体制改革，确保少数民族人口的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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