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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与现实生活:国家建设与民族塑造中的中国女性（1934-1949）

摘要：本文运用性别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阐述女性领导能力培养策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整顿公务员和公众的道德和行为，以最低成本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尽管新生活运动以采用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方式进行改革而闻名，但它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确将现代化项目带到了中国内陆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曾经被国民党剥夺了与当地社会接触机会。虽然妇女指导委员会将动员农村妇女参与战争作为优先任务，但其努力超越了“妇女工作”的限制，在架起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桥梁、将国家带入农村家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妇女领导，干部培训（巡联），农村服务

1964年，前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培训部主任刘清扬（1894—1977）回忆了宋美龄（1897—2003），也就是蒋夫人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举办的宴会。宾客们是一所女干部培训学校的学生，她们不久就要到农村去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刘先生回忆说：“宋美龄邀请了400多名三班学生到重庆豪华的嘉陵酒店享用西餐。为了教他们西方的餐桌礼仪，她站在高高的椅子上解释餐具的使用规则，如何切面包，吃沙拉，喝汤。”宋庆龄转向我，低声说：“你们的总干事正在培养学生成为大使。”事实上，美国穷人也用手指吃饭。

这篇文章的讽刺意味符合人们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和无能的普遍理解。节俭是新生活运动倡导的一种美德，也是战时的必需品。第一夫人没有以节俭为榜样，而是在城市里一家最好的酒店为数百名学生提供了异国美食。这些学生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农村服务部和四川的市镇和乡村，所以宋美龄认真地展示了西方的餐桌礼仪，显示出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总干事根本没有理解干部培训的使命。毕竟，西方的餐桌礼仪与中国战时腹地的农村工作有什么关系？

可以理解的是，这则轶事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基调，当时讽刺国民党是一种谈笑风生的规范。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长达一个世纪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来看待这一事件，其中涉及的元素——女性的培训和领导能力、个人行为和宴会——就显得意义重大得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已成为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作为战时中国的主要妇女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培养了1000多名女干部，并将她们部署到工厂和农村，帮助女工和农民成为现代公民。宋美龄在一家著名的酒店宴请了400多名年轻女性，蒋介石经常在这里接待政府官员和外国外交官，宋美龄的宴会可以被解读为向全国和世界明确表明，中国女性正在为救国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女性的确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面貌的“大使”。

宋美龄还利用宴会培养了干部为国家服务的献身精神，同时也培养了自己作为中国女性领袖的忠诚度。作为骄傲的“蒋夫人的学生”,她的得意门生塑造了战时妇女的骨干的领导骨干组织，相当于军队里的黄埔军事集团。然而，正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西方的餐桌礼仪显得不切实际，这表明了一种改变行为的强烈愿望，这将使这个国家看起来像浪漫的西方一样优雅和现代。事实上，改革人们的日常行为以重塑一个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建设努力的一个主题，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官方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准备的关于礼节的标语如“请排队”、“请勿随处吐痰”和“请吃饭安静”反映了对广受批评民族主义者努力的附和。这些杰出者的观点的存在提醒了我们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理解他们在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现代化项目中地位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回顾了新生活运动，特别关注国民党通过改革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和有效国家的努力。在15年的运动过程中，国民党并未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但其“让个人负责自我改造，以最低成本实现国家建设效果最大化”的战略被广泛运用在21世纪。如果我们依据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角度以一个长期的观点审视超过一个世纪的文明进程。我们可以明显地得出提高自身的“品质”，在中文语境里从1980年起又称为“素质”，已成为全国性的焦虑，困扰从中产阶级城市家长到乡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各层人士。这样的思想已经在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群体中被反复灌输。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新生活运动在短期内“失败”了，但它所代表的福柯式的“治理”最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罗芙芸所总结的，治理是“个人内化纪律制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与国家的目标相协调的想法。”我们必须越过1949年这个分水岭，去探究这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妇女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尤其有助于放大新生活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未能达到最高目标，但无论如何促进了关键性的改变，即人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国家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正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其女干部将以城市为中心、以中产阶级为导向的现代化项目带入了中国战时腹地的农村家庭。他们提倡现代卫生，让农民妇女为难以捉摸的宪政规则做好准备，训练保甲首领认真执行国家政策，并在四川建立经济区来重组空间、时间和农村生活。与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对农村人口漠不关心的看法相反，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四川农村的活动是国民党在农村获得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辅助。尽管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动员女性去推动政府议程，但是她们的活动和成就超出了模糊不清的所谓“女性工作”，其通常被理解为女性领导被局限为一种为革命动员女性政治代理人的形式。事实上，“妇女工作”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女性干部获得政治意义和提高她们在国家、地方男性权威和中国女性同胞面前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自然和必要的渠道。

下面的分析分为四个部分。首先，考察抗战前新生活促进组织的逻辑、结构及其对妇女动员的作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从战前的无效阶段向扩张型、集中型组织的转变，由宋美龄积极担任领导，监督对女干部的系统培训。第三部分揭示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史无前例地深入四川农村，这是国民党加强民族国家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节表明，妇女指导委员会不仅如其他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改善了农村妇女的生活，而且还以比以前所理解得更实质性的方式在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结语部分总结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内战期间的建国努力，强调了新生活运动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至今所留下的影响。

战时妇女指导委员会改造与干部培训

1937年全面战争开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和妇女指导委员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然后又撤退到重庆。193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五周年之际，蒋介石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把他对“礼”、“义”、“廉”、“耻”四种传统美德的重新诠释，总结为“为了战时国家利益的绝对自我牺牲”。根据宋美龄的说法，运动中的“男性部分”变得“离心化”，其人员组成了战区服务团和伤兵联盟，负责支援“伤兵之友”运动和管理航空和运输招待所。最近的学者注意到在战争期间加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杰出女性领导人，她们致力于难民危机的管理。这些做法使得新生活运动在一系列面向战备的国家救援运动中产生失去了其原本特征。

然而，新生活运动仍然是国家认同和动员的重要象征和话语焦点。正如学者冯乐怡所论述的那样，重庆和成都的新生活组织在筹集资金和组织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止了社会的崩溃。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仍然是改善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在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获得更重要的象征地位。其民族主义价值观遍布大街小巷，国民政府为著名的大街与空间根据新生活运动的价值重新命名。而这个战时首都的实际和象征性中心是一个被称为“精神堡垒”的国家纪念碑。实际上，新生活中心成了纪念重大国家事件的爱国集会和游行的主要舞台。例如，1943年蒋介石在中心向大约3万人宣布终止不平等条约。此后，蒋介石在他的新生活周年纪念演讲中继续提倡礼貌和清洁，还告诫中国人民要文明行事，以达到被英国和美国人平等对待的目的。此外，宋美龄还带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温德尔·威尔基参观了设在中心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让威尔基与女性干部见面，展示了中国妇女对战争的贡献。中国女性形象从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女性化的印象，国家领导人和受过教育的公众将这种看法等同于国耻。这一背景进一步突显了开头那段轶事的政治含义。在这段轶事中，宋美龄在一家外国政要经常光顾的著名西式酒店宴请妇女指导委员会干部。

战时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南京阶段时在组织、人员和活动上都有所不同。这些变革性的变化，源于1938年5月宋美龄召开的一次妇女会议。宋美龄邀请了大约50位来自不同政治派别和专业背景的杰出女性领导人到庐山，讨论动员女性参与战争的迫切需要。这是一个女性的统一战线，参与者包括共产党人邓颖超，民族主义者陈逸云，基督教女青会代表张爱珍，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如俞庆棠和史良，以及其他妇女组织的领导人。这次妇女首脑会议使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另外两个最大的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联合起来，成为妇女工作的总组织。常务委员会由十名成员（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妻子）从南京阶段，已扩大到包括36名女性，比参加庐山妇女座谈会人员的一半还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九个职能部门反映了它的战时日常工作事项：（1）协调（2）训练（3）战区服务（4）农村服务（5）生计（6）文化（7）战争救济（8）难民儿（9）生产。训练部门在准备其他部门领导的基层动员工作人员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正如茱莉亚·施特劳斯所言，战时的国民党训练“是一种廉价的权宜之计，可以在形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堵住管理漏洞。”她揭示，战时训练结合了南京十年国家建设全盛时期所采用的两种主要短期课程形式：一是对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二是对以技术为导向的国家机构高级官员的在职培训。妇女指导委员会虽然不属于行政系统，但在这两方面都开展了干部培训项目。1938年7月至1940年底，训练部开办了四个干部训练班和一个提高班，时间从一到三个月不等，参加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学员们住在宿舍里，从早到晚严格遵守时间表，进行规定的活动，包括军事演习、讲座、小组讨论、读报、安静学习和娱乐。

近三分之一的课程涉及政治灌输，包括“三民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和“新生活运动的原则”等主题。技术课程以动员技能为重点，如“教育群众的方法”、“鼓励入伍的方法”和“农村服务”。讲师包括杰出的男女人物例如，著名女律师史良（1900—1985）教授“组织和培训妇女”，著名的流行杂志《妇女生活》的创始人和主编沈兹九（1898—1989）教授“妇女问题”和“宣传技巧”。男教师中，受人尊敬的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教授“教育问题”和“战时儿童教育”，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即将成为驻莫斯科大使的邵力子（1882—1967）教授“三民主义”。如此出色的名单清楚地表明对妇女干部培训的重视。参加训练无疑对女学员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她们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大学和初中毕业生是通过考试或推荐被录用的。毕竟，这种培训以前主要是为男性军事兼政党人员和国家技术官僚开设的。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管理”也是一门核心课程，正如下一节所示，对中国农村腹地的地方管理人员施加积极的道德影响是干部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高级班的119名毕业生，由省级政府推荐，回到家乡省份领导妇女动员，在785名毕业生中，约85%的其他四个班的学生分配到为战时动员服务的农村和战区服务部门。第一次分配到湖南和湖北农村，然后在四川。

茱莉亚·施特劳斯认为国民党的类似训练预计在20世纪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然而，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干部培训使共产党继承国民党遗产的线性轨迹复杂化。相反，直到1941年第二次统一战线恶化之前，妇女指导委员会培训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左派和共产主义者。部门主任刘清扬，有策略地招募共产党员作为她的助手，并招募进步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区域顾问。她透露，干部培训很快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学生施加政治影响的战场。刘清扬邀请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物来授课和演讲，但国民党成员沈慧莲和陈逸云则插手预算设置、班级活动和学生招生，以尽量减少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历史学家夏蓉也详细描述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政治内斗，导致共产党员在1941年公开离开。1941年，刘清扬被革职，因此培训计划变得不那么严格，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总共只培养了155名干部。老实说，干部培训的全盛期随着共产党党员的离开而结束。

宋美龄善于运用共产党的才能，同时又能提高女干部对自己和国家的忠诚度。正如杰里米·泰勒所说，在公众记忆中，她作为政治活跃分子的形象主要源自她在建立中国空军和操纵中国与西方外交关系方面取得的成就，最生动地体现在她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一个术语——“夫人外交”。然而，她在这些男性领域的表现，已经盖过了她在战时为国民党妇女工作培养新一代能干、忠诚的干部的努力。她不顾陈立夫等国民党男性领导人的反对，邀请了许多左翼女性领导人前来体验，同时也积极监督培训过程，以确保自己对女性干部的个人和政治影响力在学生训练期间，她经常拜访他们，甚至在每个项目开始时，她每天都要拜访几次，她还是“人格教育”课程的指导老师。

宋美龄认为，“一个民族要提高国际地位，必须有高尚的品格，民族的高尚始于公民的人格教育。”“人格教育”的课程内容与支撑新生活运动的信念——良好的举止体现正确的思想——非常吻合。学生们深情地回忆起宋美龄纠正他们坐、走、吃的姿势时的优雅，指导他们保持宿舍干净整洁，并对国家忠诚。这些与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委员会党军训导项目上的即兴演讲“正确思想”相辅相成，宋美龄的面对面指导使妇女干部成为蒋夫人的光荣得意门生，从而增强了她对国民党妇女工作的领导力。

然而，宋老师最有力的教学关系建立实践发生在课堂之外。为了表现出照顾这些年轻女性的诚意，宋邀请干部们在不同场合到她最私密的住所共进晚餐。1941年6月，三辆卡车的干部到达蒋家，庆祝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三周年纪念日，晚餐有鸡肉、猪肉、咸蛋、青豆和冬瓜汤。宋美龄强调，青豆是在她的菜园和所有菜肴中种植的。都是在她的厨房里准备的，以表达她真诚的好客。四菜一汤的规模，符合“新生活”的聚会简朴、节俭的标准。然而，对于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的干部来说，这显然是一顿令人兴奋的盛宴大约两周后，宋邀请前两个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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