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7714字

摘 要

：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文学多元化的格局凸现出文学自主性与作家个体化的创作特征,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创作, 以“生活”的方式说哲学，关注社会最底层人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经典小说《一地鸡毛》、《单位》、《官人》等新写实小说，就是当时刘震云身处这种文学变革期间在观念上与实践上的一种探索。

关键词：刘震云，小人物，反讽，新写实

Abstract：In the late 1980s ,especially in the 1990s , literature diversified pattern highlights the creative features of the literary autonomy and writer’s individual ,As a new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realism novel, Liu Zhenyun specializes in writing philosophy in a "life" way.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urvival condition of people who live in the bottom of society. The classical novel A Feather, Unit and Man ,were when Liu Zhenyun change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 exploration.

Key words：Liu Zhenyun, Small figure, Irony, New realism

刘震云，男，当代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茫茫戈壁滩。1978年复员回家乡当中学教员，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社工作。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198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注目。1988年之后发表中篇小说《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反响越来越大。其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改编、翻译和评介。他以其独特的笔调呈现出人类生活中的生存图景。

一

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艺术形象”或“形象”，主要是指艺术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显现事物深层意义的想象的具体可感物。事物的深层意义在于具体可感的生活中，事物乃生活中的事物，文学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生活。形象的具体可感性正是由于生活的具体可感性。形象论认为，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形象的实质其实就是生活。^[1]（9）

刘震云刻画的各类“小人物”可谓刘震云小说之精髓。“小人物”是我国20世纪末的众生相，在此芸芸众生的时代为背景生存的小人物，活得卑微且无奈。说到刘震云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可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地鸡毛》和《单位》中的小林形象，他代表着中国某一时期广大底层人民的形象，映射了时代变革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巨大冲击。

小说《一地鸡毛》从“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说起，豆腐馊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刘从这样的琐事写起，一开始就注定了小林生活环境的卑微。此后小说流水账一样向我们展示了小林家中一件又一件的琐事：妻子调动工作、老家来人、与保姆的冲突、孩子生病及入托、卖鸭子等等，当小林为家庭的日常生活而奔波劳碌，为改善家人生存状况而努力时，单位里人际关系之复杂、权力网络之密集，也无时无刻不使小林被一种巨大的危机感笼罩着。故事的最后，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主人公希望的那样发展，妻子的工作问题“落实”了，老家来的小学老师另托他人，辞退了保姆，每月省下一百多元，孩子入了托儿所，帮“小李白”卖鸭子赚了二百块。但小林和妻子真正对生活满意吗？妻子是借了厂长小姨子的光，坐上了班车，每天上下班还要想着是借了人家小姨子的好处；孩子成功入托却成了人家的陪读；小林终究对小学老师心怀愧疚；被领导发现卖鸭子后“通气”的尴尬……^{[2]（p186）}

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小林，通过“混”得很好的“小李白”有所顿悟。小李白“早已看透人生，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曾几何时，“小李白”也是一个写诗的大学生，然而金钱、权力、生存将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才气的青年转变成了一个卖板鸭的个体户。小林手握着“从天而降”的两百块，悟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件事情，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地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小林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面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变成了一队队的蚂蚁。而小林便是这群蚂蚁中的一个，正如“一地鸡毛”的生活一样毫无价值可言，在无奈中趋向沉沦，却在内心里隐隐地含着不甘与愤懑。

《单位》贯承刘震云艺术风格，可以用“平淡却暗流涌动”来概括。小说没有描写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相反地，以一些平淡无奇甚至琐碎的生活小事拼凑：“五一”节单位分梨子、聚餐、入党、升迁、分房子、搬家、办公室女人间的暗斗，等等。小林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分配到单位工作后，就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个性，扭曲自己的人格来适应这个社会以求得生存。小林为了改变其家庭的生活处境痛改前非，积极要求入党。小林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生，对生活都有过美好的憧憬，也都曾怀有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越感和个性。初到单位时小林还不避讳地公开表示“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但在短短三年后，小林就“悔悟”了。小林在现实生活面前不得不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仅要忍受女老乔变态情绪的折磨，还要懂得巴结行贿，时不时去拜访女老乔，更要心有不甘地为张局长搬家，甚至刷马桶，如若不然，老何的现在就是他的未来。然而小林的“积极”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小林巴结一个得罪一个，最终原地踏步回到起点。生活就是如此残酷地塑造着人、改变着人。

女老乔，三十几年的生命已经在这样平淡无聊的生活中消耗掉了。小说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安排了女老乔与小林的对话，女老乔退休了，已经是“老油条”，和女小彭制气就不上班，还要老孙和颜悦色地请他回来，而大家都要忍受她乱翻别人抽屉的习惯。小林显然还“嫩得很”，“想要混上去……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单位里并非人人平等，潜在的等级差别束缚和扭曲着人性。女老乔代表着旧人的离去，小林代表的是新人的延续。小林所在的单位只是社会的缩影，不妨以象征的角度来读它，去理解作者描绘的生活、揭示的主题。

《单位》和《一地鸡毛》这两篇小说都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阶段，社会在发展，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情境。在经济飞速进步的同时，社会尚未确立新的价值观，旧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随之进步，显得愈发不相称。在这种信仰真空的情形下，出现的扭曲的意识形态氛围和文化氛围充斥着人民的生活，一种空前的荒诞与虚无成为了生活的共同心理。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小林”式人物，尚未完全摆脱目光短浅等小农经济的旧模式，把卑微、尴尬、无奈看作了自己生活的唯一路径。一股前所未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浪潮迅速弥漫泛滥，丧失了理想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

同样生活在这种浪潮中的刘震云，在新的意识形态下便产生了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创作心态。他将目光移向生存在同样境遇里的普通百姓——小人物，客观地展现了当时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作者的笔触离开大仁大义、大情大爱的“大写的人”，而是落在了小市民无处不在的卑俗的生活之中，或不能或不愿再担当自身角色，放弃了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无奈地成为——“小写的人” 。他们的日子没有激情可言，完完全全是生活最“本真”的呈现。刘震云笔下的年轻知识分子，所谓的时代的佼佼者、中流砥柱，正被那个时代逐渐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作为社会“主体中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被边缘化和市井化之后，便还原为世俗的人。这种无意识的沉沦，不仅存在于高度官僚化的“办公室”，亦存在于灰色的日常生活中。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小林，身为刚走出大学校门，步入机关单位的年轻大学生，也随即进入了一场似乎只有“一地鸡毛”的琐碎的梦，现实之荒谬、人性之丑陋让生活的激情不复存在，除了婆婆妈妈、无休无止的琐事再无其他。日复一日，小林从一个负有理想抱的知识分子，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小人物，终于也变得势利、庸俗和世故。他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高姿态和优越感，跻身于卑微无奈的世俗里，丧失了应有的锐气，商品经济时代让他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毫无例外的成为社会底层平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以及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道德、理想的滑坡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生存、发展的深切关注和严正思考^[3]。在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对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主流文化不断冲击下所形成的文学多元化的格局,凸现出文学自主性与作家个体化的创作特征,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就是当时这种文学变革期间在观念上与实践上的一种探索。

二

反讽是刘震云写实小说的一大特色。纵观他一系列写实小说，不难发现其反讽的写作手法的运用已融会贯通于小说之中，无处不在，越来越成为他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特点。不同于同时代同流派的作家，读刘震云的作品会觉得他的讽刺并非挖苦调侃，而更多了生动幽默。他站在社会的最底层，从民间琐事管窥人们生活的无奈，以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话语进行叙述，婆婆妈妈，甚至罗哩罗嗦，这恰恰是民间话语的特征。

刘震云小说通常以日常琐事为切入点。《单位》由“‘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开始；《一地鸡毛》从”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展开；《官人》自“二楼的厕所坏了”开始……这样的开头便给以下全文奠定了基调，展示“人在当今的生存困难及其所负担的环境的重压”，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反映的却是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内容，让人心力交瘁、无可奈何的往往是这样的小事，任何一件都可能危及底层人民的生存。反讽由此展开。

刘震云写实小说多半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叙述方式，只做默默讲故事的人，在小说叙述过程中超然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在写作，所谓“零度感情投入”^[4]。作者以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作为情感介入的准则，在叙述过程中极力追求还原本真，将主体情绪冷却到零点，尽可能地避免主观介入而影响对故事本真叙述，以最客观的姿态呈现现实生活全景，“原汁原味”，“纯然事实”。

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 其中“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5]恰印证了刘震云写实小说的特点。刘震云的“新写实”系列彻底将生活中浪漫温情的成分剔除，第三人称的叙事使作者变身“窥探者”，他在场，也不在场。摆脱了同时代背景下自身的忧患感，隐匿“我”，把我们熟视无睹的平常事实通过不动声色的语言，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做一个冷静的“说书人”，以平常心态诉说故事里的扭曲和荒诞，将评论的权力全权交给读者，让读者仿佛设身处地的感受到生存之艰难、人生之荒谬、世界之晦暗。

《一地鸡毛》中作者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段，将小林这一人物形象矛盾的内心刻画的栩栩如生。刘震云抓住一些日常性的事件加以反讽叙事。如对小林老婆婚前婚后变化的描写，“小林的老婆叫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别看个头小，小显得小巧玲珑，眼小显得聚光，让人见了从心里怜爱。那时她言语不多。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通过同学介绍，小林与她恋爱。她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哪里想到几年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 ^[2]（159）又如小林老婆单位通班车，原本是件高兴事。但“她这高兴与刚听到通班车时的高兴不同，她现在的高兴有些打折扣。本来听说这条线通班车，老婆以为是单位头头对大家的关心，后来打听清楚，原来单位头头并不是考虑大家，而是单位头头的一个小姨子最近搬家搬到了这一块地方，单位头头的老婆跟单位头头闹，单位头头才让往这里加一线班车。老婆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得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我坐车心里总感到有些别扭，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2]（174）再如，小林老婆调动工作，就得托人、送礼，送了礼人家收都不收，作为礼品的可口可乐却成了小女儿为他们“讨回颜面”的工具；孩子入托，领了邻居的人情，却是给人家孩子去做“陪读”……这些琐事都让小林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堵心，可在生存面前，他只能默默承受，还要找出理由来让自己心里舒服，让老婆心里舒服。这等时代小人物的悲哀被刘震云以这样的手段叙述出来，讽刺中略带苦涩，耐人寻味。

在小说《官人》中，作者将笔触深入到官场之中，赤裸裸地再现了官人们的日常生活处境，在强大的权力网络中，他们不得不将人性沉重地包裹在“套子”里，为争夺权力明哲保身，作出偷鸡摸狗的勾当，直到最终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刘震云根据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洞察生活，选取最细微的素材，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了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平民化的调侃式语言还原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将生活化推向了极致，真正从本体意义上揭示生活，创造出一个简单平淡却内容深邃的世界。

反讽的运用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为了改变现实生活而抗争的无奈结局，更让我们看到了结局背后社会和世俗这张巨网的威力，这为主人公摆脱现实处境所进行的无力抗增添了更多的悲剧意味。

三

在新写实小说中，没有跌宕起伏，没有缠绵悱恻，都是纠结于原生态的日常琐事中。这些人在道德上既非大善也绝非大恶，在人格上并不崇高也绝不猥琐，在行为上既不光明磊落也不蝇营狗苟，是身处善恶之间的一群普通人。这样的一群老百姓成为新写实主义文学的主角，象征着“造神时代”的终结，适应了平凡大众的审美口味。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流水账，记录了平凡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鸡毛蒜皮，刘震云只是将其中一段复制和截取出来，“冷漠”地、不加任何态度地展示给读者，在这里作者甚至没有一点关于道德的判断，也没有关于人性的理性思考，而是将这种不容置疑的真实生活全盘揭露，把判断的权力交付读者，“真正的道义就蕴含在这残酷不仁的真实之中”^[6]。在如此无奈中，生活仍在继续，内心的不甘早被残酷的生存压力所取代，人们逐渐遗忘了自己还会判断的能力，承受的种种苦乐悲欢已成习惯，变为自然。最终只得耗尽气力，失望和破灭使人们徒劳挣扎，对一切不再心存幻想，随遇而安以延残生。

当然，“零度”的情感介入并不代表着没有情感，拒绝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判断。我们可以从刘震云小说中运用的一些词语窥测到他的价值判断。如“混”，“就在人堆里混”，混的好的“小李白”也不过是在卖板鸭；又如“恶性循环”，小林明白争吵是无谓的，解决得了问题才是真的，争吵只是恶性循环；再如“折腾”、“纠缠”，为了琐事忙的团团转，最终一无所获。这些词语不仅表明了刘震云的立场，更代表着主人公烦躁无奈又卑微的形象，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刘震云在谈及新写实小说时说：“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50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是50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所以现在提倡新写实，真正写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7]。可见刘震云对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忿，而积极提倡去写“真实的生活”。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粗糙朴素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含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尤其猪猪哦个写出那些艰辛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的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性，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6]。新写实小说总是极力追求通俗和平易，叙述过程显得繁琐和零散，生活的细微末节太多，但没有特定的含义，因此也并不容易引人注目。它们只是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地拼凑堆积在一起，把生活的常态就这样平铺在读者面前，读者会真是的觉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之一，平凡庸碌，被动的接受生活的消残，逐渐被掏尽抽干，丧失了为人的更高的追求。

在《一地鸡毛》中，刘震云侧面展现严峻的生活对小林的重压，步履维艰的生存环境是小林夫妇朝气蓬勃的志气化为乌有。他们仅剩的追求就是想让生活更舒适一点，种种努力而不得后，终于面对现实哑口无言，心甘情愿地接受生存的压迫，让人读之震撼，感慨颇深。

最厉害的“说书人”，是让读书的人久久不能平复心情，而自己却拍拍屁股睡大觉去了。刘震云就是这样的作家。脱离了那个社会的我们再读那个时代的小说，感受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哲学，我感到的是作家对于社会和人生强大而深刻的洞察力和敏感的体悟，那种对生存无法摒去的焦虑感是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却是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每天索要面对的。新写实主义在刘震云笔下不只是将小说冠以这种形式，而是将人生的体悟灌注在其中，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冷峻客观的叙述，不仅突出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771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