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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内外的都市女性困境——《水姻缘》论

 2023-12-22 09:01:05  

论文总字数:8501字

摘 要

:朱文颖在小说《水姻缘》中塑造了三个典型的都市女性形象,表现出现代女性对于爱情、婚姻不同的价值观。本文结合朱文颖笔下其他的女性形象,通过对人物形象加以分析与整合,试图找出朱文颖笔下女性形象的区别和共性,挖掘朱文颖的女性观和写作意图。

关键词:女性;爱情;独立;欲求

Abstract: Zhu Wenying with the technique of the skilled in the novel “The water love-fate,” shaped the three typical urban women image. It showed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modern women for love and marriage.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Wenying"s female images , her view of women and writing intention through the character image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with Zhu Wenying"s other image of women.

Key words: woman; love; independence; desire

70后女作家朱文颖出生于上海, 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创作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被称为“上海往事中的女子”,上海不仅仅意味着她的生命源始,更是她文学创作的精神沃土。

朱文颖在苏州长大,苏州的古典与神秘的气息时刻浸润着她的文学创作,张学昕曾在《苏州作家研究》中称其为“南方写作的精灵”。在瞬息万变的文学记忆中,苏州与上海一样,都是文字叙述的焦点城市。作家们乐此不疲地在苏州的古宅园林、小桥流水、水波塔影中,上演人生的喜怒哀愁。其中陆文夫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的《美食家》、《小贩世家》等作品勾勒了一个个丰富生动的琐碎生活画卷,塑造了展现城市民俗文化特色的苏州文学世界。范培松先生曾说苏州小说创作从90年代之后就进入了“后陆文夫时代”,他以“后陆文夫时代”为苏州崛起的新一代作家群命名。“小说家们一方面继承和吸收前人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成功地进行了变革和探索。除范小青外,荆歌、叶弥、朱文颖和戴来等都以出色的成绩,在国内争得了一席之地。” [1]

在“后陆文夫时代”作家群中,朱文颖以其灵动诗意的笔调和敏感个性的写作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众多作家相比,朱文颖的作品并不拘泥于表述自身的体验和命运,也并不致力于塑造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而是以其朦胧诗意的表达风格传达着她对现实与幻想、物质与精神的独特思考与感受。朱文颖将写作比作在土地上寻找泉眼,而作者的任务就是用智慧和眼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泉眼”。“朱文颖写作的‘泉眼’就是女性纤细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是来自女性心灵的深处的对生命虚无的感知和追寻。”[2](p18)

作品《水姻缘》中,朱文颖用冷峻的笔调,带着些许批判精神,塑造了一出关于男人与女人,金钱与爱情的现实生活写照。姻缘,辞海里的释义是缔结婚姻的缘分。水姻缘即姻缘如水,普遍认为的是姻缘该是一生一世,细水长流的,用水般的柔和与坚强对待爱情,姻缘便如水,源远流长。但从朱文颖的《水姻缘》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姻缘如水但真水无味。朱文颖以其细腻敏感的笔触,独特老练的叙述手法,道尽世道人心,将主人公沈小红、康明远、于莉莉等人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明争暗斗披露无遗。在他们眼里爱情就像水姻缘上的船,风吹水皱,水起船荡。“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同枕眠。”怕只是电视剧里的梦幻情节罢了。在朱文颖笔下创作出的人物中女性占了很大的比例,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表现出中国现代都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迷茫,孤独,以及她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水姻缘》这部都市小说中,我们不得不流连于朱文颖笔下塑造的几个典型的都市女性形象。在挖掘和比较中,我们看到是一个个鲜活独特的女性,但在这些独特的个体身上,我们又不难看出她们的共性以及藏匿在女性内心深处的欲望与孤独。

一、以婚姻为目标的女性悲剧

《水姻缘》中一号女主人公沈小红是个典型小家碧玉的小女人形象。在她与未婚夫康明远的交往中,时刻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婚姻就像沈小红手上随时会断线的风筝,摇摇欲坠。她会因为康明远的一句“累了吧?”而脸红心跳;会因为康明远不吃炝虾而改吃碧螺虾仁;会因为康明远流露出“不想说”的情愫便绝口不再多问;甚至会因为自己想要的婚姻容忍康明远与徐丽莎有着暧昧关系。沈小红在这段爱情拉锯战中,始终是无言的,因为她最会的就是自欺欺人。当她开始怀疑康明远并决定跟踪他时,发现康明远在徐丽莎面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穿着鹅黄色衬衫,发型经过精心梳理,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点了半斤在沈小红面前完全杜绝的炝虾。凭沈小红的智慧,她已经很明晰地看出了康明远的私心,康远明对沈小红是有强烈的戒备心的,并且利益对康明远而言,永远排在沈小红的前面。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陈小红对于婚姻的向往,她知道要想获得最终的婚姻,她必须要学会拿捏藏与露、真与假的尺度。

沈小红身上有些许女性与生俱来的浪漫气息,但这些浪漫气息在沈小红身上只是浮光掠影,更多的则是露骨的现实主义。她喜欢粉色调的衣服,喜欢袖口和领口滚着蕾丝,这些透露出来的是女人对爱情、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同时她也知道这样的穿着打扮显嫩,还显得无辜,是对付男人的法宝。她会在看完广告后幻想自己未来婚姻的图景:在一座大房子里,风吹起白窗帘,自己是屋子里的漂亮主妇,盼着成功丈夫的归来等等,但同时她对婚姻的期待也是简单的,她始终是克己的,知实务的。这种现实体现在她是个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跑堂”的女儿,她深知自己没有呼风唤雨的感召力,也没有雍容华贵的公主命,所以她没有过分的野心。对于未来的丈夫,既不盲目追逐对方俊美高大的外表,也不过分奢求另一半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她心里任何标准都是一个相对的平均值:长的一般,经济实力一般,对她一般,便已经是她心中最完美的伴侣。沈小红把自己比作城市中最常见的那种鸟,不是乌鸦,也非喜鹊,会飞,会叫,会觅食,但轻易不会发出让人觉得刺耳的叫声。

从另一方面说,沈小红是个实实在在的传统女性。对于婚姻的过分渴望使她在康明远面前无时无刻地不透露着卑微和低贱。康明远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在爱穿红粉蓝的沈小红面前,他总穿着布料考究、清爽挺括的绸缎衬衫,他要在沈小红心中树立威信,永远地凌驾于沈小红之上。生活中的康明远对沈小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结论,即使是商量的语气,在他心里也早已是既定的事实。康明远对沈小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乖,听话。”这句话仿佛一剂良药,可以让沈小红欲言又止,可以顺利地解开她的衬衫衣扣,可以让她吞下很多阴暗的现实,将沈小红安抚的服服帖帖。“康远明的老婆必须是康远明的附属品。他是太阳,她就是月亮。他是树,她就是藤。”[3](p65)在康远明的心中,未来的婚姻蓝图应该是温柔听话的妻子为自己端茶送水,嘘寒问暖,但永远不会过问自己事业上的事,更不会成为自己前途的绊脚石。对于沈小红,康远明觉得她虽然偶尔有些女人的小性子,但仍可以调教,况且,自己还要通过她的父亲“小跑堂”去接触彪哥那样的大老板,为自己的未来铺路,所以沈小红倒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沈小红而言,她对于婚姻的极度渴望使她不得不顺从于康明远。

朱文颖在整部作品中并未对主人公有直接地评述,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小说情节的安排以及作品的语气中,揣摩出朱文颖对于主人公这类女性的审视与批判。从头至尾,沈小红都是一个失语的女性形象,过分地渴求婚姻,实际上是自身人格不独立的一种体现。她要的是婚姻,是归宿,在她的人生大方向上不存在任何矛盾性,她目标明确:一个属于自己的男人,一段属于自己的婚姻,这是她毕生的安全感来源,并且为此她愿意牺牲自我,委曲求全。沈小红在小说的结尾如愿以偿,与康明远缔结姻缘,但她从楼梯上摔下,最终导致流产的遭遇似乎还是在暗示着沈小红乏味的悲剧人生。朱文颖在文末将沈小红对康明远“你要和我结婚……”的企求比作正在磨牙的母狼的话语,母狼是一种充满原始欲望的动物,它们会为了繁殖后代、繁衍生息奋斗终生,正如沈小红把结婚当作毕生所求,完成婚姻则完成“天职”。在朱文颖笔下,沈小红便是“天底下最普通的女人”之一,婚姻成了无望之望,得之,则无求,得之,乃是毕生所幸。朱文颖不仅想把沈小红比作母狼,更是想映射现今社会仍然存在的、与沈小红一样极度传统甚至愚昧的女性群体,她们毫无原则地顺从男权,忽略自身的感受和欲求,上演一出出传统女性的婚姻悲剧。

二、女性“独”与“不独”的困境

《水姻缘》中另一个女性是有着“交际花”之称的于莉莉,面对爱情与婚姻,我们看到的不是像沈小红那样懦弱传统的态度,而是一个徘徊在独立与不独立之间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爱情上,于莉莉始终无法做到与男性真正地决裂,所以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她身上是不完全的。

这种女性意识首先体现在事业上。于莉莉是个有野心的女人,人到中年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只是在事业之上,她冠以了“艺术”的头衔。她对“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句话感到反感,并坚持称戏子为“艺术家”。但是,她扣着“为艺术献身”的帽子找到的却是张先生这样的生意人,对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剧作,她也并不尊重原著本身,倒是增加了不少露骨的床戏和荒诞的武打镜头,这些做为使她说自己是“为艺术”的说法显得讽刺而又苍白无力。在于莉莉身上,我们能察觉出更浓重的铜臭味,因为于莉莉在事业上丝毫不愿意输给男性,这是她女性平等意识的一种体现。于莉莉对徐丽莎是充满同情的,但这种同情绝对不能与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徐丽莎以一副讨好的姿态主动投入姚先生的怀抱时,于莉莉暗自替她的轻贱感到痛心;在酒吧看到和徐丽莎当年一样挥霍青春的女生时,她觉得她们“尖叫得很真诚”。于莉莉之所以同情她们,是因为她觉得这些女孩子和当年的那个她走着相同的路,她们毫无余地地耗费着自己年轻的资本,为的是吸引更多的男人和金钱,这使于莉莉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心酸之感。但这种微薄的同情绝对衍生不出更多的宽容和善意。于莉莉渐渐发现,徐丽莎身上有太多的风骚和放荡的气息,俨然把杜丽娘演绎成了一个轻佻的荡妇,这很可能会将她费尽心思策划的《红白喜事》演砸,那么她自己就成了最大的失利者,这是她绝不能接受的,在事业上她不仅要和男性平起平坐,并且她不能输只能赢。再者,徐丽莎也是沈小红的眼中钉,于是于莉莉与沈小红站在了统一战线上。于莉莉毕竟是个有城府的女人,四十出头的她早已将人际关系中的种种手段烂熟于心,整徐丽莎这样初出茅庐的女人她实在是驾轻就熟。她将康远明与徐丽莎的暧昧关系告诉了姚先生,这次她利用的是姚先生对女人的占有欲。女人对于姚先生来说,虽然同样是附属品,但是姚先生认定的真理是:“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第二天徐丽莎便从女一号变成了女二号。

其次,于莉莉身上的女性意识还体现在她对感情的处理上。整部小说中,于莉莉确实是一个未婚女性,她与张先生认识多年,但文中只字未提于莉莉想给他们的感情一个结果。他们之间的交往几乎都与各自的利益挂钩,她不沉溺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情,也不执着地追求婚姻和归宿,她似乎独来独往,来去自由。表面上看,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但是这种独身主义在她身上体现的并不透彻。向往爱情是女人的天性,有了爱情便会自然而然地向往着婚姻,如果说年轻时的于莉莉与张先生是有爱情的,那么张先生便断送了于莉莉作为女人的婚姻梦。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于莉莉始终挣扎在独立的边缘,而未真正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真我与妄我的差距过大是她身上一个显著的矛盾,在生意场上,于莉莉看似与男人们平起平坐,甚至偶尔会稍稍俯视他们,但实际上,于莉莉在事业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依靠男人的扶持。当年做演员是靠张先生才能红极一时,现在拍商业片《牡丹亭》需要投靠彪哥,即使到后来自己的电影要换演员决定权也掌握在姚先生的手中。经济上有依赖就意味着不完全的独立。在感情的世界中,于莉莉至多是实现了“未婚”这一事实,但并没有割断她对男性、对婚姻归宿的期待。朱文颖在字里行间中透露着于莉莉作为中年独身女性的落寞与煎熬:她常常戴着黑色墨镜,穿着黑色衣服去酒吧,想必黑色是用来掩藏她不再青春的脸庞,阻挡别人看到她落寞的内心。很显然,她已经无法融入年轻人的世界,昏黄的灯光映衬着她孤独寂寞的内心,狂欢的年轻人每一声欢笑与尖叫都深深地刺痛着她。于莉莉在幻想自己的未来时,联想到的是《W的悲剧》,剧中女演员在年轻时也是被男人一手捧红,但一次幽会时,男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女人的床上。从这点可以看出,对于未来,于莉莉的内心充满了迷茫与恐惧,而剧中女主人公的结局仿佛也是于莉莉人生的真实写照。

《水姻缘》中另一个女性徐丽莎则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在她身上甚至看不到一点浪漫主义的影子。和沈小红一样,徐丽莎也是市民阶层的女子,同样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但是她却有着于莉莉身上的勃勃野心,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她要与命运做斗争。手无寸铁的徐丽莎只能倚仗软实力:天生丽质,聪明伶俐,适应能力极强。在姚先生的“好意”被女二号拒绝之时,她立刻与姚先生打情骂俏起来,不仅在众人面前挽回了姚先生的颜面,也让姚先生记住了徐丽莎这个名字。她的野心不止于此,聪明的人总是为自己留了不止一条后路,对于男人,她选择撒网式的接触,康远明也成了她的后路之一。但是徐丽莎的现在仅仅是在演绎着于莉莉的曾经,她和于莉莉一样,无论是对未来怎样的追求都建立在有男人支撑的基础之上。当姚先生知道她与康明远的关系并不再对她爱慕有加之后,昔日那个春风得意,八面玲珑的徐丽莎立刻消失不见,她心中觉得失落又绝望。男人和金钱是徐丽莎生存的砝码,没有了砝码,所有的追求,梦想,未来都是泡沫,终将消失不见。

无论是徐丽莎还是于莉莉,我们确实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与沈小红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她们想靠自己的手腕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她们深知男人拥有的并不意味着是自己的,婚姻也并不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坚固保障,这点上与沈小红相比确实有了质的区别。但是她们离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女性还是相去甚远,一方面,她们忽略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是美好生活的必需品,她们把对物质的无尽欲求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另一方面,她们试图用逃避、拒绝爱情来证明自身的独立,而实际上生活中的落魄与无助恰恰反映出她们只是在压抑内心对真爱的灼热渴求。我们不难在字里行间中看出朱文颖的写作倾向: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女性并不意味着要排斥或者舍弃爱情,而是要找到物质与精神、自我追求和婚姻爱情的平衡点。

三、朱文颖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审视

纵观《水姻缘》这部小说,无论是沈小红、于莉莉,还是徐丽莎,她们都有着相同的特质,她们有强烈的物质追求,渴望通过自己的青春美丽换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在朱文颖另一部小说《高跟鞋》中,两个女主人公安弟、王小蕊也是这样的女性形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商业化已经非常彻底的上海,安弟和王小蕊这两个刚刚离开校园的女孩对未来本是拥有无限的憧憬与遐想,但随着慢慢踏入社会,她们发现,要想更好的融入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就必须学会妥协。安弟和王小蕊是两个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失语的女孩,她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背景,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然而物质基础却是好的生活的必备条件,于是她们也渐渐地踏上了对欲望无尽追求的不归路。女人的欲望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是被忽略的,男权中心的思想消耗着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4]在二十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作为一种被欣赏、被把玩的角色出现,以一种失语、收敛的形象见长。在朱文颖的作品中,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女性强烈的欲求,但是她们欲求的不是自身的完善,也不是婚姻的幸福,而是空洞的一纸婚约以及无尽的物质追求。在《水姻缘》的结尾,沈小红终于与康远明成婚,但是这桩金絮其表败絮其中的婚姻想必会以失败告终,于莉莉、徐丽莎同样钻进了欲望的牢笼,等待她们的无论是什么,但都肯定离真正的幸福很远。朱文颖在她们身上赋予了对物质无穷无尽的企盼,这种企盼仿佛预示着某种恶性循环,也预告着她们命运既定的悲剧色彩。

朱文颖笔下女性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对男性的过度依赖。“高跟鞋”是极具女性特征的意象,它将女人的美丽与骄傲夸张地表现出来,但是它本身就透露着一种被欣赏,被把玩的“美”。安弟和王小蕊对“高跟鞋”的追求即是对身份与地位,品味与美的追随,但归结在现实中,就是对男性的依赖。高跟鞋的每一次出现,“都显示出王小蕊物质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精神底线的进一步降低”,[5]而“女人是高跟鞋的载体和使用者,而男性才是它的终极消费者。”[6]同样在《水姻缘》中的于莉莉,她明知张先生是有家眷的,他能给于莉莉的无非是机会和物质,但是到了中年的于莉莉仍然无法与张先生撇清关系,正是因为她过分的依赖男性,且没有完全独立的经济和人格。“从根本上不敢和男性决裂,就是她们最大的可悲之处。”[7]

在这些现代女性身上,我们能感觉到她们不安,空虚,寂寞的气质。这其中不免也透露着作者对爱情的质疑,让人不禁联想到与之有颇多相似的张爱玲。“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8](p196)她和朱文颖的笔下都出现了女性自我关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视角。似乎是站在都市生活之外,双手抱臂,审视着她们笔下的人物。“张爱玲眼中的人生和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够乐观,她的苍凉是与生俱来的。”[9](p47)同样,朱文颖的小说中也常常透露着女性一种无法遏制的孤独感。孤独感是人类一直无法避免的心灵痛楚之一,然而女性内心的孤独感是更加强烈深切的。“在朱文颖笔下,女性内心痛楚更多地是来自于爱的痛楚。”[10]我认为这些女性的孤独感一方面来源于整个社会的浮躁与不安,另一方面,则是女性自身内心深处的性别自觉和悲观主义。现代社会物质文明不断进步,但精神文明日益衰弱,人们原本善良敏感的心在各种金钱诱惑的刺激下,变得麻木生硬。女人永远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要承担起繁衍、哺育后代的天职,还试图在狂风巨浪般与男人们共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被淡化与忽视,这时女性很容易选择逃避和宿命。向往爱情是女人的天性,然而爱情的滋长必须建立在单纯与浪漫的土壤上,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横行的社会大背景下,单纯与浪漫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社会中无形的压力正面目狰狞地压制着女人对爱情的向往,天性被压制,滋长出来的也只能是更多张牙舞爪的欲望。

参考文献:

[1]潘延:《‘后陆文夫时代’的苏州书写——谈朱文颖、荆歌、叶弥、戴来小说中的苏州形象》,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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