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8950字

摘 要

：叶兆言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之一，以一个消解者和建构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生成。论文试图从叙述策略以及贯穿线索这两大方面来解读叶兆言长篇系列小说的先锋意识。

关键词：叶兆言；先锋意识；反高潮；历史意识；爱情意识；女性意识

Abstract： Ye Zhaoya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vant-garde writers, took part in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acting as a double identity of digester and constructo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pioneer consciousness of Ye Zhaoyan’s lengthy series of novels from two aspects , which ar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cues .

Keywords：Ye Zhaoyan；Pioneer consciousness；An orgasm；Historical consciousness；The consciousness of love；Female consciousness

“写作是一种反模仿”^[1]这体现在叶兆言的小说创作的先锋性上。正如他在《最后的小说》里写道：“创新早成了大而不当的掩饰，小说家们常常最不知耻，有意无意重复了别人的发现，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去申请专利。”^[2]（p97）这就要求作家有一颗充满活力、积极创新的心。叶兆言以独特的叙述策略和小说主题上关于历史、爱情、女性的开拓思考，赋予他长篇系列小说以独特的风格。

叶兆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值得珍视的存在。他的创作大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这种无目的性导致了创作主体在作品中的淡化，自然有一种距离感。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文字形式非常适合于阅读，但读完之后往往给人置身云里雾里之感。在叶兆言看来，“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眼熟的东西，大致知道怎么回事，可就是差一点才能算真正明白”。他以平实的口吻，朴素的文字讲述平民的故事，融虚构与真实于一炉，在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将历史内容虚化的同时，以民间的视角展示历史的真面目，充斥着偷情、狎妓等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交织着爱与欲望的爱情与背叛……

一 反高潮

反高潮本来是一种修辞手法，18世纪的英国诗人蒲伯将它定义为“A sort of‘ladder to get down by the art of sinking’”，直译成中文是“用下沉的艺术而下台的阶梯” ^{[3]（p353）}。在国内，借用陈华、何晓曦的一段话来进行说明：“当你心神贯注，为故事情节所吸引，喟然而叹，抚颊沉思，感慨动颜之时，小说忽然激流直转，出人意料的结局奔突而出。但在惊奇之余，若将通篇仔细玩味，又能悟到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必然。这是由于这种结局的提挈，通篇小说才隐端毕露，真相大白，生动传神，令人读来如橄榄在口，余味无穷。”^[4]（p2）反高潮则是一种文学结构技巧。

反高潮，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叙述策略和叙述技巧的灵活运用。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反高潮被运用得活色生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持一种“反高潮”的态度，到了高潮就不往下说了，乘胜追击是读者的事，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小说的张力，使得小说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让读者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思想的宇宙里自由翱翔。

首先，反高潮表现为叙述结构上。 叶兆言认为：“传统小说仿佛乘坐火车前行，画面为一路所见，虽也有繁简详略，但时序一般混乱；而现代小说则似一首交响乐，它可以围绕主题不断重复，不断变化，不断强化，不断深入，这事时序便显得不太重要。”^[5]因此，他对于“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行切割，简化成若干个片段，时序互相穿插颠倒，最后重组”这样的事乐此不疲，如《别人的爱情》。全文共2条大的线索，一条线索主要是钟天、冷悠湄、包巧玲、杨如盛四个人的故事；另一条则是钟夏、杨卫字与陶红，钟秋与杨卫文的故事，并插入老王，钟春等的故事。小说以年轻一代人的故事为主线，由钟秋翻拍的电视剧《王魁负敖桂英》追忆母亲冷悠湄那一代人的故事，而《王魁负敖桂英》中的桂英也是以冷悠湄为原形塑造的。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的故事穿插叙述，在没有一点指示性转换标志的情况下，任意切割场景，拆散故事，瓦解了传统小说的常规叙述模式。

其次，反高潮表现在情节安排的偶然性上，打破顺序时间涵纳着的因果逻辑关系的情节结构，通过叙述断裂将顺序时间重组，从而展示事件发展的意外，人物命运的无常。《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是反高潮的情节处理的一个例证。它叙述的也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开篇主人公老四对阿妍一见钟情，但他们的爱情却几经波折，即使是在他们的爱情终成结果步入婚姻礼堂后也是矛盾重重，家庭生活不如意，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导致老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离婚就在一步之遥。最后，当老四发现阿妍与干儿子的性关系后竟选择忍受痛苦来保全爱情，这样的安排暗含作者对生活的讽刺和荒诞性的揭示，也是小说中最具偶然性的情节。试想，像老四这样从小酷爱打架，名字总是和流氓、恶棍挂钩，一生沉迷追逐女人的典型恶人，最终却选择包容，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这样的情节设计都在一步步推翻人物命运先前存在的可能性。

最后，反高潮还突出表现在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局上。在叶兆言的笔下，小说的叙述井井有条，往往是线索多而不乱，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他认为在小说创作中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漂亮美满的结局，他的小说往往是以悲剧收场，如《别人的爱情》中有关钟夏的故事最具有反高潮的意味。

钟夏是小说中唯一的完美男人，出身好，外表俊朗，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春风得意，最重要的是有着诸多美德。然而恰恰是这些美德造就了他人生中的大起大落。他吸取父亲年轻时为了女人丢掉自己大好前程的教训，从不玩女人，更不贪污腐败，然而由于他对下属陶红的信任丢掉了自己的金饭碗并被抓坐牢，“他知道期货公司出了事，知道公司将蒙受重大损失，警笛声中，他想到的不仅仅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而且想到他身为男子汉，不能把责任推到陶红身上。”^{[6]（p40）；}出狱后，他几乎一无所有，妻子要和他离婚，工作也没有着落，在跌打滚爬中艰苦创业，对一直陪伴他的陶红产生了爱情。他苦苦地追求陶红，戏剧性地，陶红成了小混混杨卫字的妻子。他执着追求着事业和爱情，然后命运对他总算不太吝啬，他的事业渐渐有了规模，蒸蒸日上，心爱的女人也慢慢开始接受，可以说是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然后就在读者感叹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不幸突如其来，他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写，飞来横祸中，他丢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二 历史意识——历史内容的消解和扭曲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历史”一直是由概念、逻辑、规律和意义组成的。提起“历史”两个字，绝大部分人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沉重感，想到厚厚的教科书里记载着的那些史实；脑海中浮现的是抗战时期硝烟滚滚的战场，是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姿，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一桩桩不可思议的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对这种历史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并再度编码，叶兆言就是个中代表。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历史，历史在他笔下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原来的轨道，他以正史为原料，写到了正史，却又跳出的正史的框框，打破了“历史真实”的硬壳。这突出表现他敢于消解正史、质疑正史，以非正式非正统的写作姿态展现了历史新的面貌。有时，他又用另一种角度解读历史，个人主体性增强并渗透入历史。

首先，对传统历史的消解和质疑是叶兆言小说的一大特色。在他眼中，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叙述的工具，从而去更好地展现主题，表现中心。融虚构与真实为一体，将真实的历史与民间叙述视角结合起来，将文学从为历史和政治服务的框架中解救出来，让读者认识到历史并不是教科书刻板的描述，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是一部非正史非正统的很特殊的小说。“一九三七年”是对这“爱情”产生时间的一个定位，而“一九三七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都是虚写，目的就是为了就是为了烘托整个1937年的风声鹤唳的战争气氛。而十二月份的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这一标志性事件也被略过。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将众所周知的历史消解成两个历史：一个是正史，另一个是小说中主人公眼中的历史，是民间的历史。在这里，他的历史叙述掺杂了弦外之音。首先被提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的缘由，小说第一章这样写道：“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给了南京这座古城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好机会源于已故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然而孙中山的遗愿，毕竟得到了已经完成统一大计的国民党的忠实执行。”^[7]（p3）以这样轻描淡写略带嘲讽的口吻来揭秘一件国家大事，缘由无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只是因为孙中山身前表示死后要葬在南京，这是典型的民间历史。

同时，叶兆言敢于质疑“历史学家成为历史的历史”，他的历史叙述甚至可以说是由民间历史拉杂而成的。他用民间历史补正史之缺，消解正史。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七七事变、上海抗战、南京大屠杀……随之而来，但是小说中没有战争激烈场面的生动描写，只是作为一个烘托战争气氛的“道具”被虚写了，甚至小说结束时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根本没有开始，只是看到江面上的一条巨大的船，一条渐渐驶进的飘扬着日本人的膏药旗的船，夕阳下，机枪扫射江边沙滩上一排排的人，全文也随着主人公丁问渔的死画上了一个句号；却把目光投向一些带有某种趣味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与历史不相干的片段上，如：大张旗鼓地组成了十二支灭蝇队，第一夫人主持追悼会，一场中学生发起的捐献五万条毛巾的运动……

其次，叶兆言认为历史价值对于现实中那些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们来说只是象征性的图腾，甚至只是娱乐取笑的对象。在他的笔下，有些历史被扭曲，人性被肆意摧残；他以另一种方法书写历史，深切关注历史中的个人，写“个人的历史”，如《没有玻璃的花房》。它不是一本简单的叙述文革历史的小说，不是反思“文革”这场历史运动发生原因的小说，而是表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

个人是小说历史意识的承担者。在《没有玻璃的花房》中，历史变成了琐碎的日常生活，是各种邪恶的欲望与情欲的交织，是一场发生在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批斗游戏。由个人去理解历史，把历史从严肃的殿堂中释放出来，让历史中的个人摆脱宏大的叙述的束缚，这是《没有玻璃的花房》独特历史意识的体现。

那《没有玻璃的花房》是如何写“个人”的呢？

花房是“花朵”成长的地方，但是，玻璃被打碎了，在恶劣的环境中，“花朵”该如何成长呢？以木木为例，也许从他的成长过程中，能准确地理解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在文革开始时，木木还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他的童年记忆一度淹没在人造绿色海洋之中。在小说开头，他参与了对唐老太太的批斗大会。在文革中，批斗是一件严肃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在批斗唐老太太的游戏中，不得不说，孩子的“革命觉悟”是相当的高呀！孩子们高呼：

“敌人不投降，就要她彻底灭亡。”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8]（p10）

文革中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孩子们最常选择的耍宝方式，变成了他们获得快感的工具。历史被戏谑成一场荒谬的游戏，历史的传统价值与意义被虚化，折射出一种历史观：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游戏；个人的情感、琐碎的心理体验被拔高，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用个体生命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

三 爱情意识——浸泡在性欲里的复杂爱情

千百年来，“爱情”一直是人们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但是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对爱情的解读和描写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当代文学史首次把情爱引向性爱的过渡性作品。此后，欲望化写作泛滥成灾，爱情与身体感受、与性的界限模糊成一片。在先锋小说家那里，他们对传统的爱情模式发出了挑战，表现为对性的张扬。福楼拜也说：“所有的名著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因为通奸是对不合理道德禁忌的挑战。性在这里反映了人性的品格，它是时代矛盾的死结。”^{[9]（p415）}

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时代不同，对爱情的演绎千姿百态，作家不同，对爱情的解读也千差万别。不禁好奇在叶兆言的笔下，爱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又是如何诠释爱情这个主题的呢？俗话说得好，“字如其人”，叶兆言的长篇系列小说则表现了“书如其题”，书名和的小说主题是一致的，《别人的爱情》,《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都赤裸裸地彰显着爱情的主题。

叶兆言是书写爱情的高手，他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爱情，一方面他相信爱情，但情与爱也时有分离。性爱是人物个体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们灵魂的释放与堕落，是他们个性的最终表达，呈现出生命的本真状态；但是，爱情却能促使他们的生命更加充实和更有意义。打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说爱情是主旋律，那么性爱就是插曲。另一方面，作者对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似乎又持怀疑态度。

首先，叶兆言解构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展现性爱的分离。传统的爱情小说，主人公往往追求爱情的坚贞性、纯洁性和美好性，双方能抵制住外界各种名利、权势、金钱的诱惑，始终忠于对方，不背叛爱情。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正直善良、敢作敢当、见义勇为，集优良品质于一身，他们把爱情当成是一种生命的追求，视之为他们终生追求的理想与信仰，他们的爱情是远离世俗的。而在叶兆言的笔下，爱情的传统品质所剩无几，主人公为发泄内心的苦闷、释放躁动的情欲，性格偏执怪异，生活放荡不羁。即使面对爱情，一部人还是不能控制来源于内心深处那一份原始的冲动，在纵欲享乐中追求生命最原始的刺激，展现最本真的自我。如《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的老四。从小说一开始老四就不可救药的爱上了阿妍，但是他在深深爱着阿妍的同时与别的女人来往不断，即使是与阿妍热恋期间他也与谢文静保持着肉体上的关系。从谢文静到后来的丁香、琴、小鱼和小鱼的母亲等，这不关爱情，只是一种释放，释放最真实的冲动。

其次，在对爱情的看法上，叶兆言有他自己的矛盾之处，他所展现的爱情观是复杂的。他怀疑爱情存在的可能，即使他的小说名带有“爱情”两字，也掩藏不了他对爱情的嘲讽。《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男主人公丁问渔在遇到雨媛之前他是一个情场老手，一个从十几岁就混迹女人堆的风流浪子，他一个接着一个不停歇地追逐各种各样的女人，却在一场婚礼上对雨媛一见钟情，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雨媛，这太出人意料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丁问渔近乎肉麻、恶心的情书与狂轰滥炸的感情攻势下，雨媛最终接受了丁问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雨媛爱情的感召下，丁问渔从性的彼岸走向了爱的彼岸，他再次获得了新生，这是爱情的力量。走进细看，我们可以发现丁问渔其实只是一个爱情的疯子，一个痴情的情种，一个不被社会潮流容纳的绅士，一个为爱情勇往直前的勇士……他的种种荒诞又疯狂的行为都是爱情在作祟。从这一个角度看，叶兆言也是相信爱情的存在的。在这里，爱情上升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拯救，丁问渔在对雨媛的不懈追求中生命得以充实和再生，此时，爱情已不在乎结果如何，只在于他的追求爱情的本身；心中有爱并执着地去追求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总之，叶兆言笔下的两性关系不仅仅是生理本能、原始冲动，更是上升到精神层面。爱情是一种动力，一种促使人积极向上的动力；爱情是一种力量，一种鞭策人认清自己生命实质及其价值所在的力量。作者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重新构造了如童话世界般的爱情，饱含着他对爱情的美好祝愿。在非人格化的叙述下，小说中的人物逃脱不了宿命的纠缠，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情，其基调是悲伤的。

四 女性意识——拯救与反思

中国的女性艺术长期以来处于“无我”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女性“在历史中往往处于历史的遮掩之下”，所以，作为男性边缘中的一个消逝者和缺席者，甚至只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漂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长期以来作为父权制度的陪衬品。因此在历史中，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基本品格。^{[10]（p140-141）}

现在，我们站在21世纪的“大门口”回顾女性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女性艺术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出现了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创作。如张洁、王安忆、铁凝等的创作，往往通过女性归属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女性性意识、女性历史意识等不同向度的女性意识的内容，言说着女性对于自己生存状况与生命历程的思考，对于质疑传统的性别内涵，撕裂传统的性别秩序。^{[11]（p143）}不同的是，叶兆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色彩，他塑造的女性是当代文化的救赎者，女性的价值取向具有拯救意识，同时，女性的拯救意识是他对文化的一种反思。

首先，拯救意识是叶兆言女性意识的突出表现。叶兆言笔下的女性担负起了拯救男人灵魂的重任，试图以她们特有的柔情引导他们走向正道，然而她们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这就导致了她们选择用自己的肉体去拯救男人，释放他们的本能与欲望。无论是《去影》中的张英，还是《雪地传说》中的苏琼，她们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用自己的身体、性去满足男人的欲望、兽性，用母爱般伟大的胸怀去拯救男人的灵魂，心甘情愿地承担起救世主的责任。

《别人的爱情》中，陶红的舍弃了好好先生钟夏，却选择了一无是处的杨卫字。这是为什么呢？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疑惑。那是因为在陶红的思想里，爱是一种拯救，爱情应该是一种动力、能量，爱情应该使对方发生质的变化。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原罪拯救意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杨卫字，去拯救他的灵魂。

“陶红首先是爱上了他的缺点。”^{[12]（p58）}

“陶红喜欢杨卫字，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她总觉得自己能让他改邪归正。杨卫字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是外露的，不仅外露，而且张扬，他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想掩饰也掩饰不了。和杨卫字在一起，陶红很容易就产生那种要拯救他的使命感。”^{[13]（p231-232）}

其次，叶兆言小说中女性的拯救意识，是作者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他试图拯救走向失败的当代文化。在叶兆言看来，女性在拯救男人过程中情感的放纵，“是由轻视欲望、私利的传统道德制造出来，由于欲望和私利均属于人的自然性生命状态，只能尊重她而不能束缚她”；然而，他对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去拯救男人以及愚蠢地将爱情视为一种拯救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这体现了作者矛盾的心态。“说到底，生活本身就是个误区。”^[14] ，女性的拯救意识先天性的就带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所以过程与结果必然是痛苦的，陶红用爱情拯救杨卫字也必然是失败的。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拯救意识是作者借用文学的外衣来揭露精神文化上日趋沦丧的现状的工具。

小结

“写作是一种反模仿”，然而，人生的经历、困惑、真理千千万却又何其惊人的相似，要在千万人中脱颖而出获得读者的青睐是何等的困难！苏童、余华、格非等都是一等一的讲故事的好手，苏童对逃亡主题的偏爱，余华对人性恶的冷酷审视，格非对人生之谜的凝视，他们的故事给人以某种富于想象力的凝重感。相比之下，叶兆言以平实的话语叙述平民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演绎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寄予悲凉的人性哲学之思，透露出他关于历史、爱情、女性的反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叶兆言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对小说题材、叙述技巧等的探索，构成了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后，作为一名读者，衷心希望叶兆言在写作这条路上最走越远，创作出更多有意义的小说。

参考文献：

[1]周新民、叶兆言：《写作，就是反模仿——叶兆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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