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武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居民部门教育投资以及政府部门教育投资五个因素来建模分析两部门教育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最终以岭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五个因素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都显著，居民部门教育投资比政府部门教育投资贡献度更好，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增加教育投资尤其是促进居民部门教育投资等建议。

关键词：教育投资；城镇化；岭回归

Abstract

This article model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urbanization in the two sectors through the five factors of Wuh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residents' sector, and government education investment.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onclude that the fiv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the resid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governm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educatio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resident sector^，s and other suggestions.

Key Words： Education investment；urbanization；Ridge regression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2

1.3.1 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角度 2

1.3.2 因素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的角度 2

1.3.3 如何提升城镇化水平的角度 3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技术方案 3

1.5 创新点 4

第2章 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5

2.1 基本概念 5

2.2 历史角度下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5

2.3 全国水平角度下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6

第3章 城镇化进程中武汉市教育发展 8

3.1 两部门教育投资现状 8

3.2 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角度看教育发展的变化 9

第4章 武汉市教育投资对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11

4.1 模型的设定、变量的测度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11

4.2 平稳性检验 12

4.3 多重共线性问题 13

4.3 岭回归岭迹分析、VIF检验 14

4.4 岭回归结果分析 15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17

参考文献 18

致谢 19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历史上，我们很长时间坚持工业化，但对城镇化是保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毕竟，我国成功建国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基础上而来，对城市的负面看法造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缓慢，也由于没有经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上造成了许多问题，最后甚至取消了城市规划，认为其是急功近利的，不利于中国发展，是各种问题之源。1978年后，工业高速发展，但我国仍然未能把握住缩小城镇化与工业化差距的契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当时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否能让他们在城市落脚，更没有考虑到落脚之后他们后代的受教育机会与其他发展可能，导致后代很大可能也和父母一样，多年以后也是干差不多的活，过差不多的人生。其中有两大原因，一是没有城乡流动政策，给不了进城农民工及其后代更多的发展机会；二是城市问题研究的不足，不能积极提出合理的城镇化政策。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国家开始把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对象。这几年来，政府确实尽了很大努力，比如居住证，让农民可以保留农村户口，打通了农村到城市的通道。不过，如今我们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不完全匹配，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也不可能马上得到合理解决，所以本文决定从教育角度，以武汉市为例进行研究，知微见著，了解教育投资究竟对城镇化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有哪些可行性政策建议。目前，武汉市城镇化发展相当迅速，2016年城镇化率更是达到79.77%，同时，作为中国的教育大城市，近年来教育投资量涨幅不小，所以对其教育投资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造成的教育问题长期存在并需要解决，随着人口的流动，武汉市的教育发展必然面临规模增长的压力，对于教育管理部门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研究可能对城镇教育如何匹配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其实作用，当然同时也要兼顾农村的教育发展。

第二，城镇化的人口移动会造成武汉市就业和生存的压力，教育投资的增加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比如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带给农村人们脱离传统农业工作机会，或者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与就业力。

第三，城镇化的提升，对于农民子女受教育人口来说，其实是一个此增彼消的变化，如何使教育发展更均衡，对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教育对实现城镇文明、提升社会人口综合文化素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也有促进效应，最终可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1.3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角度

郭存芝等人（２００６）不仅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而且在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研究发现教育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两者相互影响且相互促进^[1];曹升元等（2007）通过对湖南省的研究得出城镇化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2]。赵金华等人（2009）通过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与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对比分析，得出前者城镇化程度受到教育的促进作用，后者则并不显著^[3]。Lewis(2013)研究发现经济成长与城镇化程度体现为正相关，但与城镇化的速度变迁呈现负相关，而且城镇化的质量方面，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4]。陈儒和孙志毅（2014）研究表明教育投资量、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教育投资量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投入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5]。

吕连菊，阚大学（2014）认为职业教育对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有着明显的提高作用，但在县级市的提高作用不显著^[6]。史静寰，胡茂波（2014）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不仅在省内城市具有程度较高的差异，省与省之间也存在不同差异，变动也从同步到不同步，中、西、东和东北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差异^[7]。

Mariana （2015）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教育和城市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有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城市质量提升^[8]。Remi Jedwab ， Dietrich Vollrath （2015）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教育等公共投资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9]。而茅小海（2017）则认为城镇化发展对经济以及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可能具有滞后性，短时间能仍无法表现出来^[10]。

1.3.2因素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的角度

高文书（２００９），黄乾（２００９）指出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进城务工，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具有促进作用^{[11] [12]}。林藩（2011）认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均衡程度会影响农村人口的迁移意愿和转移能力，城乡之间受教育的差异程度会抑制城镇化空间布局^[13]。马孝先（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需求、要素投入、政府政策、和空间聚集等因素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教育发展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14]。王朝明、马文武（2014）认为城乡教育均衡化一定程度会一直城镇化速度，但会提高城镇化质量^[15]。

Wu Q, Liu C, Zhang H X（2017）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分层的教育体系中，教育对个人的专业与其地位发展轨迹、收入和社会地位分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可以促进农村人口迁移^[16]。

1.3.3如何提升城镇化水平的角度

王帅（2013）在文章中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生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在城市服务的体系中形成高校的格局的制约，表现在在路途、教育支出等方面，想要在教育成本、教育资源、教育公平、新型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出积极影响，发展县域高等教育是有必要的^[17]。李立国（2013）认为可以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对象来统筹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发展和完善城市教育，通过城市教育来促进城镇化进程^[18]。

杜宇，刘俊昌（2014）认为加入公共服务与社保覆盖率、教育投资占比、就业岗位提供等内容来考察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效果，能更好地研究城镇化，以及制定合适的城镇化发展政策^[19]。李杰、陈凤英、朱德全（2014）认为可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来推动城镇化发展，打造更好地新型城镇化^[20]。吕丹等人（2014）针对既有城镇化评价体系的不足与缺陷，提出了加入教育等指标来构建更加合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21]。褚宏启（2015）认为可以通过改革教育制度，调整教育的空间布局，完善教育体系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相关行政管理方式等等，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22]。

1.4论文研究内容与技术方案

文章总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即第一章，主要是结合近年新型城镇化政策，叙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对综述近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武汉是城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现状分析，第三章主要是通过近三十年武汉市教育投资状况分析和近十年的一些教育政策的分析来展示武汉教育现状；第三部分是第五章，是模型的设定，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共线性问题的解决，最后进行岭回归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总结和针对性建议。

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城镇化发展多因素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岭回归来解决多重共线性，增加研究可靠性，重点分析教育投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为武汉市的城镇化发展研究做一些小贡献。

1.5创新点

从我国能检索的文献来看，研究城镇化的文献很多，但是从教育投资的角度来研究城镇化水平的文献少之甚少，而研究武汉市的绝对没有，所以从研究角度来说，是一个创新点。本文通过岭回归解决模型多重共线性来研究教育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从相似问题研究的方法上来说，也是一个创新之处。而最主要的创新点是通过两部门的教育投资来分析其对城镇化影响的程度，更有利于政府的对点发力，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实施。

第2章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2.1基本概念

（一）城镇化概念。西方国家一般说的是城市化，但其实和城镇化本质是一样的，经济学上一般认为城镇化其实是经济从农村往城市转移的过程，人口学家用城市人口的数量来衡量城镇化，地理学家对城镇化的看法是经济与人文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城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从事非农业生产性质的工作，直接带来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第二个方面是农村的行为和生活观念响城镇转变。

综合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实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的人口、经济等向城镇转变的过程，还应该包含经济、人口、土地各种要素之间发展的协调问题以及地区之间协调共生问题。近几年我国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从原有城镇化的基础上，在城乡生活方式、城镇的规模、劳动力的转移与集聚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城乡之间的协调共生、可持续发展上，新型城镇化提出来更高的追求。

（二）城镇化质量内涵。国内研究在这方面有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生活质量、城乡协调程度等应该作为城镇化质量的考核指标；也有研究证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的生活方式、观念融入城市的程度不能忽略；还有不少人认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居住面积、人均绿化面积、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也是体现城镇化质量不可缺少的部分。

综合大多数的观点来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即是不仅要加快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还要加快对城镇化进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公共设施基础，促进城乡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优化土地、生态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重视教育发展建设，走符合地方实际的城镇化道路。

2.2历史角度下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从建国时武汉市的城镇化率仅仅28%到2016年的79.77%，无论是数值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巨大的飞跃，这过程中工业化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武汉市的城镇化过程波动程度很大，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城镇化发展起步阶段（1949-1957）。在这个阶段，我国整个社会刚进入和平时期，百业待兴，人们开始和平生活，国家开始进行经济建设。跟随大潮流，武汉市工业化与城镇化也随之起步，实现了城镇化率的翻倍，达到50%，增速十分迅猛。

（二）城镇化发展波动阶段（1958-1985）。1958-1960，虽然“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工农业主要产品指标的增长，对我国的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大跃进”所带来的过热期，使得武汉市城市人口短时间增加了27万，城镇化率上升到53.4%。1960-1978年，对于武汉市的城镇化其实是停滞与衰退的时期，1962年甚至跌到了50%以下，主要是限制城乡人口流动造成的。经过国家政策的调整，1965年武汉市城镇化率重新回到50%以上。而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大量的城市居民“被下乡”，1969年武汉市的城镇化率降到了45.8%。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政策重新大调整，许多“被下乡”的干部、知青开始回城，大学也开始恢复招生，武汉市的城镇化迎来新的发展，1985年，城镇化率达到55.4%。

（三）城镇化发展缓慢阶段（1986-2000）。这一阶段武汉市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城镇化率年增长不到0.5%。虽然武汉市经济得利于改革开放的红利，得到快速发展，但农村劳动力仍然难以转移到城镇，最大的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这导致武汉市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同时，国家发展重心向东、西部倾斜，而处于中部的武汉市，位置略微尴尬，一定程度上发展被边缘化，产业创新能力、经济辐射能力不断弱化，最终导致吸纳人口的能力受限，发展严重滞后，不及同期的东部城市。

（四）城镇化发展快速阶段（2001-）。2001年后，我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此同时，城镇设立标准降低、农民落户政策放宽等政策优惠，为武汉市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01年武汉的城镇化率才59.2%，到2016年高达79.77%，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2.3全国水平角度下武汉市城镇化的发展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54.77%，到2015年的56.10%，再到2016年的57.35%，增速均高于1.2%，这主要归功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其中包括第一批综合试点城市的启动，给我国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极大推动，使得吵8000万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

而这几年的武汉市，在城镇常住人口方面，年增长10万人以上，虽然在2011年和2012年期间，户籍人口其实在是减少的，但是正好说明了，外来人口对常住人口贡献较高。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武汉市的城镇化率在2016年已经达到了79.77%，从表2.1来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42个百分点。十来年，无论是武汉市，还是全国水平，城镇化速度都在稳定快速增长，平均每增长1%左右。从数据上来说，全国水平相对于武汉市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幅度不大，从经验来看，未来武汉市城镇化率会进入平稳上升期，此时全国水平也会慢慢追赶上来。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很多问题在武汉市也是存在的，虽然城镇化率上，武汉市居于我国上层水平，但是城镇化质量仍然不够高，例如城乡之间发展不够协调，生态问题仍然突出，户籍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城市治理水平还需提高。

表2.1 武汉市与全国近十年城镇化率

第3章城镇化进程中武汉市教育发展

3.1两部门教育投资现状

教育投资，即政府或居民自身对于教育资源的投入，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满足长远的社会发展需要，对教育投入各种人力物资以及资金，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从投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惠普性学前教育投资，主要是幼儿园发展建设的投资;普通学校投资，包括公办中小学，大学及职业学校，主要为了培养国家的储备人才，这是教育投资的重点；成人教育投资，可以针对性提升现有劳动力素养。从居民方面来说，除了是为提升自身而进行的教育投资，还有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且后者家庭教育投资重点，大多数父母希望孩子学有所成，适应未来社会需要而进行各种教育投资。

从表3.1可以看出武汉市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份额占总份额越来越大，而且在近几年，政府教育投资量剧增，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社会素质提升都离不开教育的培养。居民方面的教育投资相对于武汉市政府之所以没有多大变化原因有:一、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加的幅度不大，对教育的投资增加也是相对稳定的，加上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变化更加小了；二、政府投资量增大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得居民在家庭教育的负担越来越小。

从居民部门来说，教育所占份额虽小，但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看，对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必然是一个家庭的教育支出的主要部分，而父母的目的也很简单，大多数希望孩子学有所成，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这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很可能就是成为以后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基础。当然家庭的教育投资不仅是对子女的，也有对劳动者自身的，这种主动的对自身技能等职业素质的投资，有着更明显的积极效应，对劳动者工作变迁来说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有可能帮助一部分人不再进行农业生产工作，有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从政府部门来说，全市2016年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275.12亿元，相比去年涨幅达到22.67%，其中：政府教育投资经费达到239.56亿元，比2015年增加47.64亿元，涨幅达到24.82%，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投资机制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