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目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地进行更加广泛的经贸合作、政治交往、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番大融合的“地球村”景象。然而，在地球村中，融合不代表同化，“我村”与“他村”有着不同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或许有部分重叠，但本质上则大不相同。因此，作为“我村”之成员，则需明确自身身份，明晰“我他”之别，加强对“我村”的认同。

在地球村中，难免有舶来品传入“我村”，也难免与“我村”气质相悖。如今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进入我国已久，其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都与我国特质背道而驰，影响到我国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全球化时代下，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新时代的建设者，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善于学习新知识，更易受到舶来品的影响，产生国家认同危机。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为提高大学生自我认知及国家认同，构建具有国家归属感的“共同体”，本研究对当前70后-90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变迁进行研究。

正如Spitzer教授所说，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1]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笔者思考：几代人甚至几代大学生是否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几代大学生对于自身身份是否认同？都认同哪些身份？各代之间的认同又是否存在历史的相似性？差异性呢？又为什么会产生相似点或差异呢？在本文中，笔者意在研究全球化时代下我国几代大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变迁问题，通过分析几代大学生当前国家认同之异同，探索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代际变迁因子，试图通过文本与数据得出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的代际变迁规律，建构大学生国家认同。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全球化时代下，社会发展进程加快，价值观的变化随之而来，集中体现在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变迁。国家认同作为价值观的核心，也成为了学者研究的焦点。国家认同研究与代际变迁研究同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但由于国外学者未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研究，而多见于对国家认同或代际议题的单独研究、国家认同的相关概念及其分支与代际议题的研究。

第一，国家认同研究

国家认同，英文为“National Identity”，最早出现在美籍中国学教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1953年的著述《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2]中，他运用理智—情感二分法分析梁启超的国家认同及其逻辑矛盾，但并未明确界定国家认同的含义。目前国家认同含义界定，学术界说法不一。众多国外学者诸如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德国思想家恩格斯^[3]、社会学家Leonie Huddy和Nadia Khatib、日本学者弗朗西斯·福山^[4]等都对National Identity进行了概念研究，国家认同这一政治学概念逐渐拓展至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国家认同的构成与类别，学术界一般将国家认同划分为文化型国家认同和政治型国家认同，琼斯和史密斯（Frank Jones，Philip Smith，2001）通过因子分析出的国家认同的维度印证了此分类的科学性；亨廷顿则将国家认同分为人种、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四种属性；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则认为国家认同由族群、文化、政治认同构成。可见，不同角度下对国家认同的分析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国家认同理论及体系尚未定型，因此对国家认同类型、属性或基本要素进行研究有助于解释国家认同的相关问题。

第二，代际变迁议题研究

代（generation），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毋庸置疑，自人出生之时，就面临着与父辈、祖辈的代际关系的事实，越来越多人文社科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留白。将“代”引入社会科学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与其学生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研究中都有“代”的意识，但真正把“代”明确引入人文社科领域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他将“代”理解为社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这种共同位置是这些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并产生趋同的思考、体验和行动模式。Kupperschmidt根据其观点给“代”下定义：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的成长阶段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的可识别群体。同时，代的判断标准出现，在全球巨变背景下新一代人接受新事物，逐渐疏离所处环境，建立其特殊的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与未接受外来思想的老一辈之间产生代际冲突。为解决代际冲突与危机，关于代际变迁的研究应时而出并理论化，主要有代际关系理论、代际流动理论、代际传递理论、代际支持理论、代际差异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横向或纵向的代际变迁问题，进而深入探讨代际变迁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