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目的和意义：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以下简称SDR）,成为SDR一篮子货币（以下简称篮子货币）中第三大货币。人民币加入SDR（以下简称入篮）后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高，SDR所具有的官方储备性质也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在官方领域的部分不足。《IMF协定》规定一种货币必须保持同等价值，即等值原则。然而人民币同时存在在岸与离岸两种不同汇率，即“一币双价”。

人民币的“一币双价”、SDR货币篮子中其他货币的一种汇率，二者之差导致在两个分割的人民币市场进行交易操作的管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无疑，人民币的“一币双价”既不符合《IMF协定》的要求，也影响到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人民币“一币双价”问题源于我国境内外不同的汇率形成制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美元仍有一定依赖。而作为国际货币，应当尽量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独立地而非盯紧其他货币来行使其职能，这就导致人民币汇率制度现状与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之间出现脱节，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人民币达到篮子货币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逐步走向清洁浮动汇率制度，也将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全新的改变。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迷局仍未破解。中国的汇率制度演进严重滞后于自身国情,汇率制度改革的议论从未中止。韩龙（2017）对人民币入篮后的法治变革做了研究，认为我国应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以消除人民币“一币双价”与《IMF协定》规定的等值原则的冲突、实现汇率并价。管涛（2018）的研究反思了人民币汇率政策，以“8·11”汇改为例，提出了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预测，但也着重强调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和管理的重要性。陈卫东、谢峰（2018）则认为我国汇率制度未来改革不宜过快自由浮动，需从稳定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高度审视汇率稳定的意义，在厘清有关约束的基础上综合施策、稳步推进汇率改革。李本（2018）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自律协调制度进行分析，认为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的“三锚定价”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还需进行自律协调基础上的预期管理和引导。

国外学者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有一些分析。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agdish Bhagwati（1998）和 Dani Rodrik（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保留或者恢复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便在享受汇率稳定的同时，还拥有运用货币政策的自主权。Stanley Fischer(2001)表示具有汇率稳定传统的国家，更应该采用浮动汇率。Darko Sto#353;i#263;(2015)的研究表明，从管理浮动制度过渡到独立汇率制度带来了市场效率的提高。

目前，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具体改革设计方面的研究仍缺乏依据，局限于经验的寻找和总结，或是参照少数甚至个别国家，对改革措施的讨论并不全面，不能直接指导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践。因此，在汇率制度改革的一般国际经验规律、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改革以及国际规律与我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方面, 仍有不足甚至空白之处。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2.1研究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