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社会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组织，有利于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为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贡献在逐步增大。尽管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管是社会组织的数量还是规模，都较以前有了很大增长。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逐步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后，依照民政部的要求，各地逐步放开了科技类、公益慈善类、行业协会商会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登记的限制，这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当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离不开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在目前政府加大向社会组织购公共服务力度、简政放权的形势下，对我国社会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多数社会组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以岗位为基础的薪酬管理制度。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五险一金”制度不断推广，企业年金和补充保险积极探索。但是总体上看，尚未形成与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相适应的薪酬管理体系。一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存在分配不公平、发放不规范等问题，有的甚至还存在有法不依现象。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是加快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此，社会组织需要通过设置科学的薪酬管理制度，合理分配经济收入，优化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薪酬结构，建立健全薪酬正常增长机制，使社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发挥更大作用。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彼时，深刻转型期下，中国的政府职能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需求和呼唤社会中出现各种新的阶层、力量、组织来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和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这为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2013年11月，十八界三次会议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国务院还先后于2013年9月、2014年11月发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些政策的相继出台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的指引和巨大的动力。社会组织正是在这股巨大动力的推动下出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1988年，我国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仅有4446个。到2004年，达到近28.9万个；从而2004年到2014年的短短10年间，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增至60.6万个，是1988年数字的136倍左右。就整个社会组织行业来讲，在2014年，共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82.3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560.6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为638.6亿元，接收社会捐赠524.9亿元，社会组织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其中，上海，深圳等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而武汉市继此大城市之后，近年来为响应十八界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的号召，也开始重视并探索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2013年10月，“美丽武汉，大爱江城”武汉首届社会组织公益项目选拔大赛圆满落幕，此公益项目比赛历时8个多月，吸引了400多个社会组织参与，参与群众6万多，网民投票数达2000多万人次投票；2014年，武汉市登记的社会组织个数达到了4800个，我市民政部门分别对其中符合评估资格条件的163家社会组织进行了评估，评出5A级社会组织6家，4A级社会组织23家，3A级社会组织63家。如今，2015年公益项目大赛、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汉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迎来了春天。

作为社会组织第一资源的人力资源在社会组织运作效率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而社会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效能并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制约瓶颈之一是其薪酬待遇问题，因而，研究改善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的薪酬激励制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由于社会组织薪酬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社会组织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体系缺失，造成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匮乏，不能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专业人才，志愿人力紧缺，志愿者管理经验不足等等，最终导致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不高，不能在社会管理与社会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