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育政策关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兴旺。在我国生育政策是党和政府为了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为人民谋求福祉而制定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实施已有三十多年，期间，也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做了多次调整。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问题日益突出且多样化，生育政策作为人口问题的重要影响方面，在今后该如何适应当前状况，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论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并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政策背后隐藏的社会状况，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育政策的演变，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提出一些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是影响人口的根本原因，因此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但是，人口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之一，社会观念、思想传播对人口问题尤其是生育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在今后推行生育政策必须要重视的方面。

关键词：生育政策；全面二孩；生育成本；生育观念

Abstract

The birth policy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The birth policy in China is formula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economy and to seek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during the period, it has been adjusted several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Nowaday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e population probl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diversified. 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population problem, how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is a question worth pondering.
The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and analyzes the "two-child" policy, discuss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hidden behind the policy, and combine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birth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of China's birth polic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opulation, so the birth poli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conomy. However,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s also on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cepts and thoughts on population issues, especially fertility behaviors, cannot be ignored. It is also an aspect tha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pay attention to in implementing the birth polic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ertility policy;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birth costs; concept of birth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生育政策的内涵 1

1.1.1生育 1

1.1.2生育制度 1

1.1.3生育政策 1

1.1.4计划生育政策 2

1.2理论基础 2

1.2.1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2

1.2.2社会互动论 3

第2章 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3

2.1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 4

2.1.1第一阶段：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1949-1964） 4

2.1.2第二阶段：以"晚、稀、少"政策为中心内容（1965-1977） 4

2.1.3第三阶段：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为中心内容（1978-2000） 4

2.1.4第四阶段：基于人口问题，一定程度上鼓励生育政策（2001-至今） 5

2.2我国生育政策的特点 5

2.2.1公共性与政治性 5

2.2.2强制性与自愿性 6

2.2.3相对滞后性及时调整性 6

第3章 “全面二孩”政策 7

3.1政策含义 7

3.2实施意义 7

3.2.1优化人口结构 7

3.2.2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8

3.2.3以人为本，注重人权 8

3.3实施效果 9

3.4实施困境 9

3.4.1生育成本 9

3.4.2育龄女性 10

3.4.3生育观念 10

第4章 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发展的建议 11

4.1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及基础设施建设 11

4.2以人为本，生育政策公共利益最大化 12

4.3注重人口综合素质提升 12

4.4重视宣传，引领生育观念转变 13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4

第1章 绪论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人口问题都是政府极为重视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问题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对我国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党和政府根据政治路线、当前情况以及历史条件制定了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在不断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就需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从限制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到逐步放开生育的“单独二孩”政策以及如今“全面二孩”政策，也可看出中国人口问题中心的转变。

当前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有老龄化、低生育率、男女比例失调、人口素质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分不开，结合这些问题对生育政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育政策实施中的优势与不足，同时及时进行调整，以达到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1.1生育政策的内涵

1.1.1生育

生，指生长；育，指养育。生育在生物学上是指生物繁殖后代，母体受孕后在体内孕育后代并最终分娩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生育除了是一种生物现象、动物天性之外，也是一种个体行为，但是这种个体行为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行为。生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

1.1.2生育制度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看法，所谓生育制度就是一套社会活动体系——社会中的异性结合，在法律许可之下成为夫妻，然后孕育孩子，之后一起抚养孩子直至某个年龄阶段。也就是说在一套社会活动中，包含着从女性怀孕到分娩、从孩子出生到养育成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会从多方面影响社会，人类社会中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来反映和维护这一行为现象。

1.1.3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对人的生育行为（包括一对育龄夫妇所生育的孩子的数量以及质量）进行相关规定的政策，也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因为它只能在国家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人口作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载体，有国家制定生育政策则对可以我国人口问题产生最为直接、长远且有力的影响。

1.1.4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就是指有所规划的生育行为，也就是说在我国生育行为除了是个人和家庭行为之外，还要受到政策和法规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为抑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

从国际上看，世界人口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3年，特别是在二战以后，人口的剧烈增长很快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终于引发了各国的关注，在此后的30年中，有大概五十多个国家先后制定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生育政策。[^[2]]

1.2理论基础

人口社会学下关于生育的理论有很多，这里主要介绍孩子与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和社会互动论，为我国出生率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出解释。

1.2.1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孩子数量质量代替理论是贝克尔依据经济学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理论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所得出的，其基本观点是育龄妇女及其家庭更愿意提高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增加孩子的数量，这是由于当一个家庭要做出选择时一般会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家庭效用最大化，即有限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满足。也就是，一个家庭的收入基本都是处在一定情况下的，而一对父母则必须要在自身消费，例如市场购物，和抚养孩子之间做选择，这个选择自然要基于家庭收入，用有限的收入使父母获得最大限度满足的家庭效用是许多父母和家庭分配收入使用的目标，也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原则。

二是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的相互关系。生育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两者此消彼长，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这是由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孩子看做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所以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的支出与收入其实是正相关，收入越多，花费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的支出也就越多。但是，孩子质量和数量的弹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上升程度是要小于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上升程度的。而避孕知识这一要素的加入，则会使这种相对替代转变为绝对替代，因为避孕知识的增加既可以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可以提高家庭孩子的质量，这对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是时间价值。时间价值是指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各个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提升，这也是人们收入增加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单位时间的工作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而时间价值或者说时间的机会成本的上升会让许多父母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照顾孩子是一件非常消耗时间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孩子看作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所以如果在此种情况下父母选择生育较多的孩子，就无法实现单位时间价值，也就意味着家庭收入会损失；但如果此种情况下父母选择顾及家庭收入，投入社会就业，就无法花费大量的时间抚育孩子，此时生育率就会降低。这也印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1.2.2社会互动论

生育欲望可能受到在社会和个人层面运作的许多因素的影响。[^[3]]沃特金斯和邦戈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调查和研究认为，社会互动是现有研究生育率下降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作为生育的主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会观察他人的生育过程，然后进行学习和模仿，最终形成自己的生育决策，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高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率其实是相互影响和学习的结果。而这种影响和学习主要有三个层面：个体、民间和国家，人们通过与个体形成的网络，在社会中构建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通过全球渠道进行沟通联结，相互交换信息、相互学习、相互模仿，最终形成自己的生育观念，直接反映到生育行为之中。这也是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后，邻国的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的原因。对生育率下降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对新的避孕技术的接受，可是这两个因素并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人身上，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少量的先行者身上逐渐传开的，先是影响少量的先行者的身边人，再逐渐扩大，最后会跨越语言和地区，甚至是文化。

在现代社会，受大众传媒普及性、及时性、现代性等特点的影响，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更为频繁和紧密，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通过大众传媒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更大。[^[4]]

第2章 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国家领导就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做出过思考，并且为之后的生育政策夯实群众基础，但是由于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而导致这一进程中断。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之后，中国正式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生育政策理论，邓小平基于我国当时“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现实状况，指出限制人口增长是发展经济的必要保障，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相关需求，于是就有了“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时期，依旧实行前策，继续限制生育，但同时国家也注意到限制生育的其他影响，于是对生育政策进一步发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贯彻“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并将其运用到人口问题中，基于我国现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为我国人口问题提供的新的角度和方法。到了2013年，中国的老龄化以及其他新的、现实的人口问题出现和加重，国家开始大幅调整生育政策，应对人口问题。虽然中国的生育政策缺少其他成熟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党和政府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运用发展的思维看待和分析问题，对党和政府来说所坚持的、唯一不变的依据就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客观矛盾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政策理论。

本章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不同过程，同时根据这些过程变化对我国生育政策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2.1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

2.1.1第一阶段：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1949-1964）

中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限制生育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个学科文化发展不够，社会中也缺乏有关人口的学术理论，国家领导人就在没有开展人口统计工作、缺少切实的人口数据，同时又面临着国内外严峻而紧迫的环境下提出了“人口众多是好事”的人口理论，鼓励民众放开生育，这也使得当时人口增长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因为就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现实，我国人口在短短三年内增加了四百多万。与此同时，人口激增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就业压力增大、国民经济发展资金被严重消耗、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由此，国家才意识到人口问题，毛泽东同志也第一次开展了对人口生育控制的讨论，并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口素质建设。一些人口学家们也针对这一现象积极发表理论观点，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57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马寅初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观点的《新人口论》。

这一时期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是其本质也是基于我国当时极度贫困、极度落后、生产力极度地下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选择，并且这一时期的人口也为我国之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而且国家在意识到鼓励生育的政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后，积极而准确地调整生育政策，为后来提出的以“晚、稀、少”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夯实了群众基础。

2.1.2第二阶段：以"晚、稀、少"政策为中心内容（1965-1977）

这一时期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断了人口生育政策的尝试，中国人口生育再次回到盲目状态，使得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盲目所带来的后果也警醒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多次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指示，直到1973年确立了以“晚、稀、少”为中心内容的生育政策。而该生育政策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人口增长率回落幅度高达50%以上，年净增人口数减少了一千多万；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跌至1978年的2.7；男女的结婚年龄都有了明显提高，传统生育观和封建陋习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5]]

2.1.3第三阶段：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为中心内容（1978-200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规划蓝图，并且也提到了人口问题：我国要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争取在二十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针对这样的目标，“独生子女”这一控制生育的政策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在这之后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并且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次将计划生育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记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