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和低于风险能力是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对待党内腐败，提升法治防腐建设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这为推进新形势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指明了方向。
现阶段，我国法治反腐已具备良好条件和现实基础。
因此，研究法治防腐有其必要性。本文结合国内已有的文献对法治反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依据各省市、政府，对法治防腐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党长期执政与法治兼容，要实现有限的司法独立，以法治制衡权力、防止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从严治党的“八条要求”，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提到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制度反腐，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此，就要不断完善现有反腐制度，加快推进反腐制度创新，切实抓好反腐制度落实，并坚持制度反腐与法治反腐一体推进，充分发挥制度反腐的强大威力。

《从严治党背景下制度反腐的路径探析》中刘庆斌指出：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是预 防和抑制腐败的根本抉择。

在领导体制上，我国众多的反腐败机构分别隶属于党委、政府和司法系统，即纪委、行 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等，固然这些反腐败机构均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但为贯彻党的十八 大以来反腐败的新精神，也为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奠定基础，有必要从职能上整合已有的反腐败 机构，并重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纪委监察机构”和“国家反腐败局”。未来的“国家反腐败委员 会”是全国最高反腐败领导与决策机构，并负责对内的反腐败预防与对外联络工作。“纪委监察机 构”继续按照党政系统相应设计，并逐步实行垂直领导，只办理违反党纪政纪案件。“国家反腐败 局”是除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外的第三大犯罪侦查机构，集原纪委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等办案机 构于一体，专司反贪反渎侦查职能，独立按照司法程序办案，并实行垂直领导，充分发挥其以事立 案和独立办案的职能作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反腐”将成为中国反腐新常态。“法治反腐”主要是指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依法治国和“法治反腐”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内法规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有力保障，“法治反腐”与党内以纪反腐是高度统一和相辅相成的。“法治反腐”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总结 与升华，是反腐败的客观需要。“法治反腐”要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辩证统一，坚持党纪与国法配合互动， 坚持立法与执法协同并进，坚持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 运行，是当下彻底反腐的必然选择和根本要求。本文基于传统文化的视角，立足传统文化审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探讨传统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对法治反腐的负性影响，提出在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法治 反腐的推进，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廉政文化的有机融合，有效助推反腐倡廉建设。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 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 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 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 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