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发展, 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自主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 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权益的技术与方法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人们开始积极参与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的开放性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组织因其非政府性、非盈利性、自主性、自愿性等特点，成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为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表达权利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渠道。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呈现日渐扩大的趋势。

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中仍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

一、关于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状研究 张礼建，王豪，何巧艺在《浅析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偏好》一文中指出 对于我国现存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途径，大概归纳有以下类型：提供相关信息和政策建议；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参加听证会；私人接触；直接代表；出版期刊、杂志、报纸；举办学术会议、座谈会、论坛；联盟游说；组织连署活动；借助新闻媒介；借助国际力量；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

吴艳兵在《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研究》一文中表明根据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性，民间组织政策参与的方式可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根据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性，民间组织政策参与的方式可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根据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主动性，民间组织政策参与的方式可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根据民间组织在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联合方式，民间组织政策参与的方式可分为单独参与和联合参与。

郑锷在《近年来我国NGO政策参与问题研究综述》中指出从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实践来看，虽然有不少NGO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NGO对政策的参与程度仍然比较低，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对于NGO参与的接受程度不够，决策过程中很少考虑与NGO进行沟通与合作，NGO自身对于政策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缺乏。

牛向阳在《我国社会组织公共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分析到，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展不理想，主要有：内在驱动力失衡；缺乏固有的独立性；”社会合法性”程度不高；参与意识和参与途径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