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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芝加哥的谋杀模式:ESDA和空间平面方法

摘 要

本文研究了1960年至1995年芝加哥社区一级的杀人率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先前关于社会解体理论的研究都是基于横截面空间回归或纵向研究。这项研究整合了时间和空间来检验社会解体理论。首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被用来检验这些指标的动态空间模式。这项调查证实了通过平面数据模型估计跨社区的杀人率，该模型扩展到包括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自相关。

关键词 凶杀组；社会解体理论；ESDA；热点；空间平面；芝加哥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第二章 文献回顾 3

2.1 社会解体理论 3

2.2 芝加哥社会作为分析单位 5

2.3 数据 6

2.4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0

2.5 空间平面回归 12

第三章 总结和讨论 16

致谢 17

参 考 文 献 18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暴力死亡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和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之一(Cole amp; Gramajo，2009)。凶杀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如犯罪学/刑事司法、地理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例如，1991年成立了杀人案件研究工作组，以促进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国际研究。近几十年来，多元统计技术在不同规模的凶杀案件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定量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Fox amp; Swatt，2009; Land，McCall，amp; Cohen，1990; Xie，2010)。特别是，社会混乱理论家们已经利用不同的地域单位模拟了大范围的结构性指标对凶杀率的影响(Sampson，Morenoff，2010),gannon-Rowley，2002; Wang amp; Arnold，2008).由于平面分析的优势，平面数据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检验社会解体理论(Bursik，1986; Hipp，Tita，amp; Greenbaum，2009; Liska amp; Bellair，1995)。同时，将空间效应纳入社会失序分析被认为是一个必要和有前途的方向(Kubrin amp; Weiter，2003; Ceccato amp; oberwittter，2008)。然而，这两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注重时间，后者注重空间。迄今为止，大多数应用于实证凶杀研究的平面数据模型仍然忽略了空间相互作用效应。

空间分析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因为它可以提高推理的准确性，同时通过考虑空间邻近性和依赖性来减少估计偏差(Baller，Anselin，Messener，Deane，amp; Hawkins，2001; Heraux，2007)。空间分析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质上对于检测不同地理区域预测效应的差异，而且对于检测刑事暴力的扩散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Cohen amp; Tita，1999; Cork，1999; Holinger，Offer，amp; Ostrov，1987; Messner 等，1999)。最近，结合空间模式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凶杀研究在经验性的社会混乱研究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Baller等，2001; Nielsen，Lee，amp; Martinez，2005)。虽然空间分析能够产生复杂空间模式的深度可视化和总结，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时间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模式的时间动态最近引起了犯罪学研究界和从业人员的极大关注，因为空间和时间数据集的可用性越来越大。与空间数据的横截面设置相比，空间平面回归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扩展的建模可能性(Elhorst，2003,2009)。

本文旨在从探索性和验证性的角度研究结构协变量与芝加哥谋杀率之间的时空关系。更具体地说，本研究首先解释了与结构指标、空间分析相关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进展，以及使用社区面积作为分析单元的重要性。第二,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可视化空间模式，识别多年来凶杀率和结构指标的热点，从探索性的角度探索凶杀现象。第三，进行空间平面回归，并报告和解释结果，从验证的角度检查杀人现象。

第二章 文献回顾

2.1 社会解体理论

社会混乱指的是一个社区无法实现其居民的共同价值，以维持有效的社会控制(Kornhauser，1978)。遵循 Burgess 的城市理论，Shaw 和 McKay (1942)在研究芝加哥社区时发展了社会混乱的观点。他们发现，犯罪率高的地区往往以贫困、人口异质性和高人口拥有属性为特征。他们认为，贫困阻碍了贫民窟居民的生存需求，居住地的流动性阻碍了居民之间的熟悉，而且异质性混淆了不同价值观的青少年。换句话说，这些结构性因素打破了社区内部的有机社会控制，导致了更高的犯罪率。

当代社会无组织理论家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到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机制或过程(Bursik amp; Grasmick，1993; Morenoff，Sampson，amp; Raudenbush，2001)。即使控制非正式的社会控制，邻里结构指标仍然显著地决定邻里犯罪或受害程度(Burchfield，2009; Sampson，Raudenbush，amp; Earls，1997)。三个因素被认为是犯罪的关键结构性决定因素: 低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流动性和种族异质性(Kornhauser，1978; Sampson 等，1997; Schreck，McGloin，amp; Kirk，2009)。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或处于集中劣势，社会经济困难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组织基础较弱。这些社区缺乏确定和保护社区利益以及为青少年提供活动的财政和人力资本资源(Sampson amp; Groves，1989; velez，2009)。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可能缺乏寻求额外社区资源的能力，包括公共服务和控制(Bursik amp; Grasmick，1993)。住宅的稳定性促进了社会组织，因为稳定性对于社区成员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形成和维护至关重要。此外，居住的流动性削弱了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并破坏了维持一个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有组织的社区。具有高度住宅稳定性的社区往往具有较高的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水平，而人口更替可能使社区中的人际关系难以建立(Crutchfield，Geerken，amp; Gove 等，1982; 欧文，Tolbert，amp; Lyson，1999; Xie amp; Mcdowall，2008)。实证研究表明，社区人口的稳定性与犯罪呈负相关(Ackerman，1998; Harries，1974; Parente amp; Mahoney，2009)。种族异质性被预测会阻止社区居民达成共识的能力(Sampson amp; Groves，1989)。高度的种族异质性(缺乏种族居住集中)往往会削弱对当地青年的控制，因为当地居民可能缺乏交流和互动(Sun，Triplett，amp; Gainey，2004)。由于破坏性的社区组织，一个以种族异质性为特征的社区通常是犯罪拥有属性的(Herzog，2009)。

表1 全球杀人率莫兰指数和三个结构指标（显著水平：* lt; 0.05, ** lt; 0.01).

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空间对许多社会经济过程的重要性(Goodchild，Anselin，Appelbaum，amp; Harthorn，2000) ，空间犯罪分析正逐渐回到犯罪学研究的前沿。作为一种基于空间的犯罪理论，社会解体理论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实质性的动力。此外，更先进的分析工具将空间置于犯罪分析的中心地位(Grubesic amp; Mack，2008; Messner 等，1999; Roncek amp; Maier，1991)。空间犯罪分析已经见证了结合空间可视化和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的趋势，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探索性数据分析(EDA)(Tukey，1977)的框架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套旨在描述和可视化地理分布、检测非典型局部化或空间异常、识别空间关联模式以及指示空间异质形式的方法(Grubesic amp; Mack，2008; 海宁，1990)。这些方法提供了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的度量，显示了一组数字在图形化表达时的分布情况。在社会解体理论的实证分析中，利用不同的聚合单位(Barnett amp; Mencken，2002; Lee，Maume，amp; Ousey，2003; McCall amp; nieuwberta，2007)估计了空间自相关性更精细的聚合单位，如人口普查区(Anderson，2006; Morenoff amp; Sampson，1997; Sun 等，2004)

图1 1965年的凶杀率表面(一个社区的凶杀率是将该社区的凶杀数除以该社区的人口，然后乘以1,00,000)

图2 1970年凶杀率表面

2.2 芝加哥社会作为分析单位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拥有近300万人口(Dell，Whitman，Shah，Silva，amp; Ansell，2005)。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芝加哥正式划分为77个社区。这些设计社区区域的社会学家试图创建社会同质区域或类似社区的区域。这些社区的边界是围绕现有的社区和地标如河流和铁路轨道划定的。芝加哥社区区的设计被认为是非常耐用的。

自1943年以来，芝加哥社区已被研究人员在社会学、地理学、刑事司法和城市规划领域; 由城市管理人员分配资金和服务; 以及由公民有兴趣重新安置或开始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商业(Bremner 等人，1996年)。特别是在健康和流行病学研究中，芝加哥社区经常作为收集和分析健康数据、提供卫生服务和实施社区干预的场所。Reinhard，Paul 和 McArley (1997)研究了芝加哥77个社区的儿科结核病问题。将病例率与社会经济和健康指标进行比较显示，在有多种贫穷指标的社区，包括住房过度拥挤、收入中位数低和婴儿死亡率高，病例率最高。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敦促向发病率最高的社区提供更多的资源利率。肖，惠特曼和席尔瓦(2006)注意到，评估的社区区域是同质的，为评估种族和民族健康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此外，有效的社区举措旨在改善居民的健康。同样，一些研究调查了社区地区吸烟行为的变化(Dell，et al。 ，2005)。Youm，Mackesy-Amiti，Williams 和 Ouellet (2009)将性网络联系的分析从个人和风险群体层面扩展到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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