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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同志运动的未来

SWS总统报告

本文选自美国杂志：GENDER amp; SOCIETY, Vol. 29 No. 3, June 2015 321–337 DOI: 10.1177/0891243215575287copy; 2015

文章作者玛丽·伯恩斯坦来自康涅狄格大学，1068单位，344曼斯菲尔德路，斯托尔斯。

在这篇文章里，我回应了批判追求同性婚姻一事。首先，我通过考虑同性伴侣与孩子们的每日相处来检验同性恋是否正常化，这样的主题研究以前还从未出现过。孩子们强迫同性伴侣在不同的场合陪同他们外出，并且最近的法院案例告诉我们同性伴侣不适合做孩子的父母。其次，我考察了同性婚姻是否会导致结构性不平等或主要受益的是白人和中产阶级一事。婚姻能否带来各种利益取决于双方的社会地位，但这场运动由大量同性恋婚姻支持者在背后力挺。第三，我审视了婚姻、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主张用不同的想法来思考国家和其他个体或团体的关系，这表明它是不可能逃脱监管的。如果我们考虑跨国婚姻和跨国家庭，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存在于各种家庭形式状态中。最后，我评估了同性婚姻对未来同性恋政治的影响。我认为要实现婚姻平等必须要有新的政策出台。

关键词：同性婚姻; 同性恋政治; 同性恋活动；维权行动

作者注：我想要谢谢JOYA MISRA, NANCY NAPLES和STEPHEN VALOCCHI。这篇文章在2014年4月12日于威廉玛丽学院举办的博斯韦尔研讨会主题演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2015年2月21日的社会学家冬季会议上被展示出来。

在美国，保守的宗教权利斥责同性婚姻的想法。同性恋运动经常出于各种原因受到尖酸的诋毁。同志群体正朝着人烟稀少的地方行军，他们被压迫在封闭落后的地方，喝着酷爱牌饮料，没有人意识到同性运动和同性恋群体生活的好不好。当婚姻平等真正实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评价同性运动呢？同性婚姻的成功能否敲响同志运动的丧钟呢？

在这篇文章里，我回应了批判追求同性婚姻一事。首先，我通过考虑同性伴侣与孩子们的每日相处活动，来检验同性恋是否正常化。这样的主题研究以前还从未出现过。孩子们强迫同性伴侣在不同的场合陪他们外出，并且最近的法院案例告诉我们同性伴侣不适合做孩子的父母。其次，我考察了同性婚姻是否会导致结构性不平等或主要受益是白人和中产阶级一事。婚姻能否带来各种利益取决于双方的社会地位，但这场运动由大量同性恋婚姻支持者在背后力挺。第三，我审视了婚姻、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主张用不同的想法来思考国家和其他个体或团体的关系，这表明它是不可能逃脱监管的。如果我们考虑跨国婚姻和跨国家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存在于各种家庭形式状态中。最后，我评估了同性婚姻对未来同性恋政治的影响，我认为要实现婚姻平等必须要有新的政策出台。

正常化

在70年代初期，同性恋解放主义谋求挑战性的性别角色。他们认为占有和一夫一妻制是婚姻的必须条件。女性主义批评家评论说：法律、社会、经济和物理控制让女人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性恋者认为必须实现婚姻正常化和要接受同性婚姻，而不是让同性恋群体再次边缘化。虽然，同性婚姻运动声称同性恋爱和异性恋爱一样正常，但同性婚姻很少有正常化的正面效应。例如，研究表明，尽管婚姻平等话语中故意混淆婚姻和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婚姻本身意味着同性伴侣的性行为，允许非一夫一妻制的存在，使得一些同性伴侣通过可靠安全的环境与他人亲密，所有这些都是同性婚姻的非正常化的结果。

批判同性婚姻的人很少提到婚姻中的孩子，而只是指出同性婚姻是同性恋，孩子是同性活动中的一部分，尽管有批评指出同性婚姻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威胁。因此，批判同性恋的人认为有孩子的同性伴侣在一定程度上，生活会更加地艰辛——不能结婚，不能一个人单独抚养孩子，也不能一夫一妻制。

我认为，部分有孩子的同性伴侣不能整天围着同性恋者转。无论在城里还是郊区或是其他地方，官方的婚姻平等是规避，而不是挑战异性恋、已婚的欺负未婚的、或其他群体。但在这里我对现实生活中有孩子的同性伴侣和他们如何对外宣称自己的关系和生活十分感兴趣。他们该在学校、操场、医院和社区里怎么介绍自己呢？男同和女同们，特别是那些还有了孩子的人，让人们动摇了接受同性恋的看法。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讲，生儿育女迫使同性恋夫妇在生活各个方面站出来，如他们要面对学校的教师、医生、孩子的同学家长、其他怀孕的夫妇，这些仅是我的个人观点。当我怀孕时，我的另一半（不是我的妻子）和我都参加了分娩课程，指导人员把分娩课程的人分成了“怀孕的女人”和“教练”，而我的另一半和其他男人被分到了一组。更为讽刺的是，她是组中唯一的女人，但是她却被像其他怀了孕的女子一样对待。然而事实上，她和那些丈夫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也没有怀过孕。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吗？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异性恋占社会大部分的背景下，这是歧视同性恋的行为。

其他时候，我的双胞胎女儿们和我一起去医院探望我的伴侣。在电梯里，我们偶遇一个带着6岁双胞胎女儿的女人，她们在讨论“谁是第一”的话题。女人问“你们要去探望谁啊？”我的一个女儿回答：“我们的一个妈妈！”她的女儿看了看我的2个女儿，又问道：“哪一个是你们妈妈”，我的女儿回答：“两个都是！”

孩子们也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我两个女儿的学校足球队是由我来指导的。这个足球队有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在一次训练后，我的助教跟我提到：我不知道在我进队前这些孩子说了些什么，但是当我进来后听到（你的女儿）Samantha说“我有两个妈妈”，另一个女孩问“为什么？你的父母离婚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有两个妈妈呢？” 你的女儿说“我有两个妈妈！” 另一个女孩恍然大悟“哦！她们是不是同hellip;？” 你的女儿回答道“同性恋不是一个坏的词！” 然后她们一起奔向操场。在学校足球场这样的地方，孩子们成为思想变革的见证人，他们打破了异性恋霸权的思想。

异性恋群体不需要被同性恋群体歧视。一个我最亲密的异性恋朋友，跑到女童子军积极提议，希望能给她一次表演有关父亲和女儿舞蹈的机会。她和那些离异的单身母亲或同性恋母亲一起提出这个舞蹈背后的含义。如果孩子们每天的接触模式导致了他们歧视男性，那么这种相处方式就需要得到改变。因此，这些小事可以推动社会改变。

同性婚姻的反对者可能会对这些案例深感不安，但他们一般只是害怕同性夫妇的孩子们长大后也会成为同性恋，或对他们自身的性别产生疑惑。但是我们需要对此假设抱有质疑，一个明确的性别或是性认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必须要了解的目标呢？弗洛伊德说过，只有男同或女同自身被自身性取向困扰时，同性恋才成为一个问题。

此外，经验证据表明，通过同性夫妇抚养长大的孩子或许比一般家庭成长的孩子更加健康。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院任教心理医生Nanette Gartrel医生的言论，同性夫妇抚养长大的孩子在“血液、社会和心理上都比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更为健康”。心理学家Abbie E. Goldberg研究发现，同性夫妇的孩子对于性别的看法更加宽容，而不像传统家庭里的孩子那样墨守成规。同时一些其他调查研究显示，同性夫妇更利于推动性别平等的活动。Powell和 Cheng重新分析Mark Regnerus有缺陷的研究，并发现无论孩子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他们都想要段浪漫的爱情。

虽然一些研究结果可能表明：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不适宜养育孩子，但是我主张促进性别平等，不认为异性关系天生优于同性关系。这是激动人心的发现，而不是新的同性恋运动。有孩子的同性夫妇可能会引发一轮性别平等运动，或是伸张社会其他方面的正义，而不是鼓励推动同性运动。正如苏珊娜·沃尔特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能想象同性夫妇的孩子步入社会后发现更多复杂的性别和复杂的关系吗？我们敢保证这是正义的政策吗？”

2014年，在密歇根州一名联邦法官否决了在该州的同性婚姻（德波尔诉施耐德）。这件案例的核心是同性婚姻对孩子是否有害处。法官反对社会学家Mark Regnerus的言论，即同性夫妇的孩子比传统家庭的孩子生活的更惨。 法官说Regnerus的研究带有歧视偏见的色彩，不该被大众推崇。其他州的法官比如维吉尼亚州，同样也不赞同那些反对同性婚姻或同性夫妇收养孩子的言论。此外，婚姻平等的运动让其他家庭的形式，如同性夫妇得到了赞扬。比如，在德波尔诉斯奈德质证过程中，Regnerus被反复问到离婚率与种族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Regnerus不能给出令公众满意的回答。这意味着他反对同性婚姻的所有证据，恰恰相反地支持了同性婚姻的开展。即使同性夫妇有更高的离婚率，这也与同性恋者是否有权力结婚无关。

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专家说到：父母的性别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父母、丈夫或妻子、两个女人、两个男人或是单亲父母能不能抚养好孩子。只要这些因素被我们一一呈现：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父母－子女关系，那我们就能被授予抚养权利，这样温馨有秩序的方式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加茁壮成长。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对于同性夫妇抚养孩子的负面言论，是拓宽以及改变我们对于家庭组成方式的看法。

结构性的不利影响和同性婚姻

除了将婚姻平等运动视为正常化和非政治化运动之外。批评者还认为，婚姻平等运动维权的重点放在了错误的问题上（伯恩斯坦和泰勒，2013年）。因为同性婚姻没有挑战交叉性不平等和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婚姻不应仅是异性恋主流价值观，而是一种理想类型，它是基于一定的阶级和种族所构成的（ 即，白种人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白种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这一形象对于有色人种移民家庭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家庭往往有延伸的亲属关系网络，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支持（伯恩斯坦和莱曼，2001年）。但是，这些家庭结构的不同类型，被指责其造成了非裔美国人较高的贫困率，特别是那些已经因家庭结构而被剥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的非裔美国人。适当的性别和性行为观点，被拿来当作土著民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Fone，2000）。同性恋评论家对于同性婚姻的批判，较多地是关于这种理想婚姻类型的监管性和种族主义的暗示性。贫穷的同性恋者和有色人种同性恋者是最不可能结婚的人口群体的部分（斯坦因，2013年）。因此他们最没可能获得与婚姻相关的具体利益，并且最有可能遭受到因他们许多边缘化的身份导致的不利影响 (Spade 2011)。

批评者认为，拥护者关注同性婚姻，没有考虑到交叉性的结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同性恋或双性恋者有多重身份（包括种族和阶级身份）带来的像帕特里夏. 希尔.科林斯（1990）所说的“主宰矩阵”的影响。“反对平等”组织是一个“关注于批评主流同性恋政治的在线档案、出版和艺术集体。”他们声明反对追求同性婚姻。他们的评论支持去除对于同性婚姻的平等说辞的认可，反对通过仇恨犯罪立法，反对把同性婚姻列入婚姻法、美国军队和监狱工厂。（HTTP：// againstequality.org WWW）。

此外，批评者争辩说，婚姻本身，通过国家对性别、性和家庭形式的调控，保持了结构性不平等。只专注于同性婚姻，而忽略结构性上的不平等，这些不会帮助“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和变性人，面对因贫困导致的犯罪、从事性交易、无家可归... 以及那些失业、无证和/或没有保障的人”(Spade 和Willse ，2013年)。当然，这里的批评是正确的。同性婚姻既不能解决评论家优先考虑的与贫穷相关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会解决交叉性的问题，如移民法改革。当然，同性婚姻并不意味着去改变这些问题。然而，如果没有优先考虑到这些问题，婚姻平等运动可以被指责为，主要是为了白种人中产阶级同性恋者的利益而斗争的运动。

这并不意味着有色人种或变性人不支持同性婚姻或追求同性婚姻。根据对焦点群体的广泛访谈，赫尔和Ortyl（2013）认为，虽然许多同性恋者，基于“种族/民族、性取向（即双性恋）和性别认同（变性人和同性恋者）”这些因素出发，感觉自己被主流同性恋运动边缘化，但是“我们发现，在目前运动中，认为关注婚姻和家庭问题（尤其是同性婚姻）是主观边缘化的一个显著根源，支持这种想法的证据是非常有限的。（ (Hull 和 Ortyl 2013, 97)。此外，Whitehead （2011年），通过对她的两个同性婚姻运动组织的研究发现，组织中主张同性婚姻的普通成员实际上是相当多的。虽然同性婚姻合法化未必是有色人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但它在同性恋群体中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运动目标。

法规，婚姻，州

同性恋评论家认为，同性恋活动家应要避免宣传婚姻平等。因为“婚姻作为一个系统，暴力地施加了性和家庭的规范。”（Spade 和 Willse ）1996年，在几天之内，国会相继通过了《个人责任法》和《就业机会协调法案》（PRWORA）,通常被称为《福利改革法案》以及《婚姻保护法》（Cahill 2006）。《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案》（PRWORA）寻求通过推进婚姻的进程来阻止单亲母亲家庭的形成，以减少人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而不是支持增加报酬更高的工作和安全而廉价的幼儿护理。《婚姻保护法》允许各州不承认在其它州进行的同性婚姻，从而阻止了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的主张。对福利的依赖和拥护同性关系，都被谴责为一种对于“家庭”（即异性恋的已婚家庭）这一抽象结构的威胁......共同的结论就是未婚的异性恋者以及同性伴侣组成的家庭都威胁了美国的未来和西方文明。（2006,195）

因此，看起来把同性伴侣包容在婚姻中或排斥在婚姻之外，都可以解释为暴力地施加了性和家庭的规范。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婚姻平等的倡导者曾不断地令各州同性婚姻群体对社会没有威胁。怀特黑德（2011）认为，婚姻平等的宣传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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