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威所制定的，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实现特定利益或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一种行动方案及其实施。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核心阶段。政策制定主要包括三个环节:公共政策问题认定、公共政策问题议程和公共政策决定。政策是集团之间、集团和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双重影响使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重视利益集团客观存在的现实。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集团的整体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矛盾与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利益集团发展仍相对薄弱，存在一些弊端，但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逐步发展，其对社会、经济等公共政策制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启示，扬长避短，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制定出可行性的对策，从而强化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

对于利益集团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与规制，社会各界的学者们纷纷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刘伟忠和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宇在”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2006，《学习与探索》）一文中指出，针对转型期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现状和呈现出的特征，为了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民主，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有必要合理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对于客观存在的利益集团进行引导和利用，使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申滢2008年在”当代中国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析论”（2008，《前沿》）一文中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政策决策者对社会各阶层、群体间利益的调整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是让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在市场规则所带来的相对自由的环境条件下去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利益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尤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别运用自身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等资源影响政府的决策，尽量使政策主体制定的公共政策能够实现本群体的利益。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涂燕子通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集团及其影响”（2010，《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一文中在分析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阶段博弈行为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利益表达制定，规范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形式，更大程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利益集团通过其特定的利益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澄清并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推动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然而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造成的后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有：利益集团有助于澄清并表达民意、有助于形成政策议程以及广泛的利益集团的同时存在和相互平衡，使最终成形的公共政策成为众力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起到了有效地纠偏作用。消极方面有：利益表达的狭隘性、政府的公共性受到质疑和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詹国彬在”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导向”（2004，《福州党校学报》）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利益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趋势。我国利益团体之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可以说是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进一步地发展我国的利益团体，强化其在政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应该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正视利益团体的存在及其在政策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强化利益团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利益团体的分化，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以及建立与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

高见、郭晓静在”论我国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2010，《重庆科技学院学报》）一文中提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和妥协的过程。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与政策制定者相互博弈，客观上可以提高公民参与度，推动政策更好地整合多方面的利益，使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与民主。目前，我国仍然缺乏制度化的渠道，规范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构建合法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和制度性渠道，实现、利益采纳的制度化。

潘秀珍在”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2006，《新疆社科论坛》）中认为，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利益集团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财政资金分配到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可以说，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已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质，在新体制下发育并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遭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具体地说，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陷入了五大困境，即组织保障困境、制度安排困境、体制容纳困境、法律规范困境和文化认同困境。

任蓉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制定”（2004，《党政论坛》）一文中提到，利益集团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的，但是公共政策的相对均衡结果却并非仅仅是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行政机构有着相当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得制定公共政策不可能仅仅是对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简单回应；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并非美国民意表达的唯一渠道，民众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公共政策。

孙夕在”中美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集团之比较”（2011，《兰州学刊》）一文中指出，我国社会由于民族、宗教、语言造成的裂痕小，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经不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又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反对党、在野党，所以与美国利益集团不同，我国利益集团数量还很少，而且大多数是政府有意扶持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其社会性、非政治性特征明显，对政府、执政党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我国利益集团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其施加影响的渠道和方式绝大部分是非强制性的，在追求”团体利益”的同时大多能够兼顾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能够主动放弃”团体利益”而确保”公共利益”的优先实现，这也是我国利益集团与西方利益集团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