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的慈善丑闻事件的频繁曝光，人们对基金会透明度的关注不断高涨，从基金会的内部自身环境来看，基金会内部治理的好坏对基金会信息透明度水平有着密切的影响，完善的内部治理可以帮助基金会有效的进行监督和制约。为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需要在优化其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从基金会内部治理角度探求基金会透明度建设，不断推进、强化内部治理,完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提高其自身能力。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自1981年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诞生以来，历经30多年的时间，我国基金会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2016年3月，全国共有4880家基金会，2014年末净资产高达1055.75亿元。资助了如”希望工程”、”春暖2012”、”免费午餐”、”社区英雄”、”梦想星搭档”、”钢丝小天使”等重大公益项目。随着最近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慈善部门蓬勃兴起。然而，这个部门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而备受质疑和批判。近几年来基金会爆发了大量丑闻，从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近万元的餐饮发票被曝光之后，到”郭美美事件”、 红十字基金会”曜阳国际老年公寓”、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违规放贷投资。公益不透明引发的问题频繁发生，削弱了公众支持这些慈善组织的动力，也威胁到整个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慈善组织自身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是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是慈善的生命。频发的慈善丑闻与慈善黑幕使得公众对其信任和信心每况愈下，直接影响到民间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效，长远看还会影响到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高慈善组织透明度，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能防止个别人利用慈善的”不透明”谋取利益，防止慈善腐败的滋生，最重要的是能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者的权益，通过公众积极、主动的参与慈善活动来保证慈善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为了保证慈善事业朝着良好的状态发展下去，从提高组织透明度的角度提升组织公信力刻不容缓。基金会透明度不高的原因离不开基金会内部治理的好坏，基金会内部治理水平的改善对透明度的提高可以起到最直接的效果，所以，本文从基金会内部治理角度来探究其对透明度的影响。

(二) 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理事会结构、监督与财务控制、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机制的研究。

（1）从理事会治理结构研究方面， Houle在《Governing Boards: Their Nature and Nurture》中认为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核心体现在理事会活动方面，执行长在整个活动中充当行政及管理的工作。Ingram在《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Design》中将非营利组织看作是一个科层结构的权威体系。从静态分析的观点讨论董事会与执行长之间的权责关系以及治理模式。

（2）从监督与财务控制方面，哈佛商学院赫茨琳杰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一书中提出DADS法解决非营利组织缺乏商业领域中那种强制性的责任机制。主要通过问责制加以对监督，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效益来解决非营利组织诚信问题。具体包括加强非营利组织透明度，分析，发布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业绩，还要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惩罚。

（3）从治理模式角度来看， Mathiasenamp;Wood在《Is Governing Board Behavior Cyclical》中提出生命周期模型，探讨理事会及执行长彼此之间在治理职能的互动关系。他们将非营利组织中的理事会的发展比同人类成长志愿者组成的理事会，将理事会分为志愿者治理的理事会、制度化的理事会，并提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生命周期创设期、管理至上时期、法人化时期、认可时期。Murray在《Power in and around nonprofit boards: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governance》中提出依据决策权力的层级将治理类型分为五种，理事长主导的理事会，执行长主导的理事会，权力分享的理事会，权力分散的理事会，软弱无权的理事会。

（4）从治理机制的角度，Salamon 在《Global Civil Society: 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中提出基金会治理的关键是要明确最高的权利机构，清晰理事会与执行层之间的担任的角色以及权利职责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