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冲突对民航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2020-04-14 22:16:37

1．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21世纪民用航空将进入“以人为中心的自动化”时代，更为先进完善的技术和装备将对处于中心地位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飞行机组是保证飞行安全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目前飞机系统普遍采用高度安全冗余的设计理念，使得各种硬件和软件的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保障。然而机组人员作为飞行安全系统中的主体，由于生理、心理的局限性和知识经验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导致其可靠性并未有实质性的提高。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数据显示，有70%-80%的民航飞行事故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而其中属于机组人员责任的占比高达67%。由于飞行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导致的严重差错、事故征候甚至重大飞行事故时有发生，这给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来看，家庭对于个人工作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对于需要执行高强度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来说，由于高空环境、飞行职业的特殊性，独有的工作压力、情绪应激、飞行疲劳都使其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工作事务，对家庭的照顾较少，这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极易导致机组人员出现工作-家庭冲突，带来不良工作情绪和心理，从而造成认知或判断上的错误，影响工作中的安全行为，给飞行安全带来隐患。因此，研究民航机组人员的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只了解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的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探求两者作用的深层机制。在民航机组人员这一群体中，新生代员工占大多数，他们具有厌倦单调生活、抗压能力弱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资源保存理论来看，当工作-家庭冲突超出一定节点时，员工的不良工作压力和情绪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显然，职业倦怠所表现出的低成就感、低工作热情会降低员工的安全责任意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不安全行为。

与此同时，民航机组人员的工作内容和业务特征使其在工作中难免出现差错。作为对差错特别敏感的高风险性职业，容易因个体差错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如重大经济损失、安全事故等。对待差错的态度与处理差错的方式是组织文化的重要反映，组织差错管理认为应当正视差错的客观存在性，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对差错做出纠正。有研究认为提高差错管理氛围是减少不安全行为、提高安全绩效的重要途径。差错管理氛围也成为了当下安全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工作-家庭冲突为自变量，不安全行为为因变量，考虑职业倦怠作为中介变量，差错管理氛围为调节变量，构建工作-家庭冲突与民航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关系模型，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开展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结合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民航员工不安全行为风险预警及管控研究”，本文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关系中引入职业倦怠作为中介变量，差错管理氛围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的假设模型，通过对国内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最终目的是通过探讨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倦怠、差错管理氛围、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预防或减少民航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产生，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促进民航业的健康发展。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①扩展了工作-家庭冲突在民航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于分析员工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工作压力、企业绩效及组织承诺等方面的影响机制，较少有研究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女性职工、教师、护理人员等领域，并没有普及到民用航空等相关领域中，而民航机组人员作为民用航空岗位的职业范例可以很好地为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和思考方向。

②从个体、家庭及组织多个层面探讨了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对于不安全行为而言，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不安全行为的分类、影响因素及其评价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且更多的是在组织、社会及个人心理方面进行探讨，鲜少从家庭角度来探究不安全行为。因此，本研究将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考虑到职业倦怠、差错管理氛围在二者关系中所起到影响作用，从家庭及个体及组织多层面探讨了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目前不安全行为的相关研究。

③丰富了差错管理氛围在民航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

差错管理氛围成为当下工作安全、组织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并有研究指出提高差错管理氛围在个体因素与安全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然而国内学者将差错管理应用于民航安全领域的研究较少，并大多只专注于其作用效果上，没有对其在不同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加以研究。基于此，将差错管理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民航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有利于为差错管理氛围在民航安全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实践意义

①为民航机组人员提供对策建议，控制并减少不安全行为

由于民航机组人员主要负责飞行期间的航空器及航空器所载人员及财产的安全、处理飞行期间突发状况等工作，肩负着保障飞机安全运行的使命，任何可能对其安全操作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应当作为热点问题加以关注。本文试图为民航机组人员提供有效对策，从员工个体层面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等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预防或降低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产生，这对保证我国民航业健康安全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②为航空管理公司提供管理建议，提高民航安全运营能力

本文将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飞行训练现状、机组资源管理、机组疲劳风险管理、机组人工排班配置、飞行人员心理健康维护问题等方面对民航公司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以此协助民用航空公司预防和控制不安全行为，确保飞行安全绩效。

1.3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现状

自家庭-工作冲突概念提出至今，国内外研究者相继展开大量研究。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界定，一般以Grennhaus于1985年提出的定义为准：工作-家庭冲突是由工作和家庭层面的角色压力引起的角色间冲突，并且这些冲突是不相容的^[1]。据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冲突是因不能统一协调来自家庭和工作上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压力^[2]。工作-家庭冲突涉及到工作和家庭两个部分对员工提出的角色需求，当个体的精力不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时，工作-家庭冲突便会产生^[3]。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将导致员工的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满意度下降、离职率上升等不良后果^[4]，这些不良后果会影响到个体在工作中的具体行为。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从冲突的具体表现载体上看，Greenhaus和Beutell（1985）将工作-家庭冲突分为三种形式：基于时间的冲突（time-based conflict）、基于压力的冲突（strain-based conflict）和基于行为的冲突（behavior-basedconflict）。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角度看，Frone,Russelamp;Cooper(1992)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双向性，依次可分为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work-to-familyconflict,简称WFC）和因家庭要求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简称FWC）两种类型^[5]。

当前国外文献的研究更加关注工作-家庭冲突的理论模型问题，通过对文献采用元分析、使用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引入领导行为和组织支持等变量研究工作家庭冲突^[6]，如Frone等提出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会造成家庭领域内的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distress )，进而影响家庭领域内的其他变量;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会造成工作领域内的心理困扰，进而影响工作领域的其他变量的交叉影响(cross-over)模型^[7]，也有研究者提出，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主要来自于工作领域的压力^[8]。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者主要从被试角色差异、家庭一工作冲突的影响因素等角度进行大量研究，相关的研究样本已经具体到如职业女性^[9]、教师^[10][11]、医护人员^[12][13][14]、警察^[15][16]、高铁司机^[17][18]。

然而，到目前为止工作-家庭冲突在民航业领域的研究非常少，李文强^[19]利用结构研究模型探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飞行员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会增加飞行员的飞行疲劳，降低安全绩效。韩越^[20]则通过建立飞行员工作-家庭冲突及飞行疲劳的神经网络模型指出高工作-家庭冲突和飞行疲劳会以非线性方式降低飞行员得安全绩效。

1.3.2不安全行为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对于“不安全行为”提出统一的定义，在国内的研究中，陈红^[21]将不安全行为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直接导致事故的人的失误行为。刘轶松^[22]认为人的不安全行为是曾经引起过事故或可能引起事故的人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周刚等^[23]认为，人因失误的含义比人不安全行为的含义更加广泛，它可能会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各种环节各类工作人员的身上，而人的不安全行为则是人失误的特例，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刘海滨^[24]将不安全行为定义为有可能直接导致安全事故的疏忽行为和冒险行为。相比之下，国外的大部分文献将不安全行为定义为人因失误，即humanerror。国外学者对不安全行为的研究较早，Rigby（1970）,Swain（1983）,Reason（1990）, Senders（1993）, Themse（2001）都对人因失误的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大多数研究中学者认为人因失误是指个体的行为多造成的结果与预设的目标发生了偏离，甚至是出现了更严重的越界行为，从而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王文先^[25]根据行为后果将不安全行为分为三类:一是引发事故的不安全行为，二是扩大事故损失的不安全行为，三是没有造成事故的不安全行为。杜思才^[26]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将不安全行为分为组织的不安全行为和个体的不安全行为。郑莹^[27]根据不安全行为的具体表现，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故意行为、随意行为和无意行为。Rigby^[28]将不安全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的不安全行为，一类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安全行为。Reason^[29]将人的不安全行为分为执行已形成的意向计划过程中的失误和建立意向计划中的失误两大类。

现有的不安全行为研究范围集中在采矿业、建筑施工业、核电业、民用航空业等。研究文献主要是单从人员个体因素进行研究或单从组织层面进行研究。单从个体因素角度进行研究缺乏完整性，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导致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原因。仅考虑组织因素而忽略个体因素则难以阐释清楚组织因素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无法解释组织因素影响员工行为的微观机理。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不安全行为的研究缺乏多层面、系统性的研究，从而无法解释人员不安全行为产生和作用的真正机理。而本文将家庭层面的工作-家庭冲突、个体层面的职业倦怠、组织层面的差错管理氛围结合起来，多层面探讨了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1.3.3职业倦怠研究现状

美国纽约的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30]在1974年首次使用了职业倦怠概念，将其定义为助人行业的从业人员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高而导致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并从临床学的角度认为职业倦怠是个体因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抱有不现实的高期望和无法缓解的巨大压力而导致的情绪衰竭、人格解体和自我成就感降低等不良状态。Maslach及Jackson^[31]将职业倦怠定义为在特定工作环境中，由于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个体表现情感耗竭、疏离及低职业效能感等身体、心理及行为的综合症状。 Peiro及 Rome ^[32]等指出职业倦怠是由于长期慢性的职业紧张所引发的心理问题，是一种有关情绪衰竭并对个人人生价值及工作能力产生质疑的综合征，不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对个体的工作行为和企业的效益产生严重的负面、消极影响。

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最早是由Maslach和Jackson^[31]提出的MBI职业倦怠问卷，它包含22个条目以及情绪衰竭、去个性化、自我成就感3个维度。Pines^[33]的职业倦怠问卷(BM)是继MBI后应用较多的职业倦怠测量问卷，测量个体在躯体、情感和心理衰竭3个方面的倦怠程度。目前比较常用的职业倦怠量表有王国香等根据MBI编制的教师倦怠量表;李超平^[34]等修订的MBI-GS量表;李永鑫等编制的CMBI量表。在职业倦怠的研究理论方面，Hobfoil^[35]提出了资源保存理论，指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这两个变量的潜在心理过程与倦怠的不同维度高度相关，Siegrist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工作倦怠的“努力-回报模型”，指出当员工投入超过产出时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

国内外学者在定性和定量的层面对职业倦怠的内涵、构成维度、影响因素、测评量表和预控对策等内容展开了大量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集中在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教师、医生和护士等研究对象上，近年来也有小部分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到了其他职业群体，如警察、公务员、法官等。但较少学者关注到机组人员这一民用航空业相关领域，Martinussen^[36]等研究指出工作需求和压力水平能显著预测空中交通管制员倦怠水平。史常云^[37]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管制员职业倦怠的诱因，并归纳为工作和职业诱因、组织诱因两大类，其中主要包括工作压力、工作负荷、人际关系、处罚文化等，同时还指出管制员职业倦怠的程度对人因失误的发生呈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易造成安全事故和事故症候的产生。许弘佳^[38]在空中管制员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发现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管制员职业倦怠程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其职业紧张程度。

1.3.4差错管理氛围研究现状

差错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结果，在复杂系统的组织中更加常见^[39]。尽管个体与组织都试图避免差错，但受限于个体能力或者组织缺陷，差错总会发生^[40]。组织中的差错会导致成本上升、无效率，甚至造成安全事故^[41]。民航机组人员由于工作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以及需要处理紧急突发事件等工作特点，增加了飞行过程中出现差错的概率，易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组织差错管理认为应当正视差错的客观存在性，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对差错做出纠正，它是从长远目标考虑的一种学习和尝试手段^[42]。对待差错的态度与处理差错的方式是组织文化的重要反映，基于差错管理而提出的差错管理氛围成为当下工作安全、组织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43]。

VanDvck^[44]等将差错管理氛围定义为是员工对组织有关差错沟通、差错知识分享、差错环境改善以及差错处理相关实践与行为的共同感知。Frese和Keith（2015）指出差错管理氛围强调行动导向、创新导向以及试验导向，其核心在于组织成员如何认识差错以及如何对待差错。在测量工具方面，Van Dvck(2005)对Rybowiak等(1999)开发的个体差错取向问卷进行了改编，开发了包含掌握(mastery)、社交(social)、意识(awareness)以及差错反感(erroraversion)四个维度的差错管理氛围问卷，Cigularov等^[45]进一步将Van Dvck等改编的问卷修订为含16个测量条目的量表，包含差错沟通、差错思考、差错处理以及差错胜任四个因子，该量表目前正被广泛引用^[46][47] 。

当前对差错管理氛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作用效果上，如组织层面的绩效、创新^[48]，个体层面的差错报告^[49]、创新^[50]、安全行为^[51]等。陈文沛^[52]研究指出高水平的差错管理氛围有助于组织实现控制与学习的双重目标并帮助组织获取竞争优势。Priyanko和Ay#351;in 指出当组织面临困难时高差错管理氛围有利于促进员工之间的互助行为^[53]。Fru-hen和Keith等^[54]认为提高差错管理氛围是提高安全绩效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对差错具有较强敏感性的高风险行业，容易因个体差错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如重大经济损失、工伤事故等。Cigularov等^[45]研究发现，差错管理氛围对工人安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对工伤(work-related injuries)与工作疼痛(work-relatedpain)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在高水平的差错管理氛围中，差错发生后同事之间的相互帮助有利于提高有关差错问题的互动频率。Christian等^[55]将影响工作安全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差错管理氛围作为重要的情境因素，其与个体因素预测力的比较以及在个体因素与安全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是重要的研究方向。然而，国内学者将差错管理应用于民航安全领域的研究较少。基于此，将差错管理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民航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为差错管理氛围在民航安全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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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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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的基本内容

2.1.1研究基本内容概述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工作-家庭冲突、不安全行为、职业倦怠以及差错管理氛围的内涵、维度、理论基础和测量方式。

（2）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建立工作-家庭冲突、不安全行为、职业倦怠以及差错管理氛围的影响模型。根据文献研究，本文以工作-家庭冲突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为中介变量，差错管理氛围为调节变量，不安全行为为结果变量，构建如下的理论模型，详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3）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明确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探究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以及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作用。

（4）在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机组人员和航空管理公司分别提出建议。

2.1.2提出的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2：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3：职业倦怠对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4：职业倦怠在工作-家庭冲突和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5：差错管理氛围在工作-家庭冲突和机组人员不安全行为中负向调节作用。

2.1.3论文框架

1绪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4研究内容及方法

2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理论基础

2.1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内容和业务特征分析

2.2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的概念

2.3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相关理论

3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构想

3.1理论分析

3.1.1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3.1.2职业倦怠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3.1.3差错管理氛围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3.2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3.2.1理论模型的构建

3.2.2研究假设的提出

4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设计

4.1问卷设计流程及规则

4.2访谈过程及结论

4.3研究工具

4.3.1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4.3.2职业倦怠量表

4.3.3差错管理氛围量表

4.3.4不安全行为量表

4.4初始问卷编制

4.5小样本检验及分析

5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正式问卷的质量分析

5.1结构方程验证性因子分析简述

5.1.1分析方法

5.1.2评价指标

5.2数据收集与描述

5.3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变量的差异分析

5.4结构方程验证性因子分析

5.4.1工作-家庭冲突验证性因子分析

5.4.2职业倦怠验证性因子分析

5.4.3差错管理氛围验证性因子分析

5.4.4所有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6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的假设检验与分析

6.1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关系模型检验

6.1.1中介效应检验

6.1.2理论模型检验

6.1.3整体模型检验

6.2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作用检验

6.3假设检验

7结论与展望

7.1研究结论

7.2管理建议

7.2.1机组人员个体层面的建议

7.2.2组织层面的建议

7.3研究不足与展望

2.2研究目标

（1）阐明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探究职业倦怠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差错管理氛围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2）从机组人员个体及航空管理公司两个层面提出预防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建议，促进民航事业健康发展。

2.3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及措施

2.3.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络资源收集相关理论知识，梳理国内外关于民航机组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和不安全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问卷调查法。结合现有理论和量表编制问卷，现已确定如表1所示的量表。小范围进行预调查修改问卷，然后在不同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群体中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数据挖掘。

（3）实地访谈法。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调研，了解当前武汉市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工作家庭现状及特征。

表1 研究量表

调查变量	量表
工作-家庭冲突	采用Netemeyer(1996)编制的双方向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
不安全行为	采用Neal和Griffin(2006)编制的不安全行为量表，共6个条目，采用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
职业倦怠	采用李超平（2002）修订的MBI-GS(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量表，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
差错管理氛围	采用Cigularov(2010)编制的差错管理氛围量表，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

2.3.2 拟采用的技术路线

本研究拟采用的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图2 技术路线图

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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