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资源，纷纷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但这些国家大多都存在市场制度不完善、国别关系的多变等问题和挑战，许多企业常常成为东道国国内博弈的牺牲品。其中，政企距离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FDI中，企业不仅与母国政府有关系，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也会对企业的FDI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与母国的近距离关系会影响东道国对企业的政治感知。东道国政府甚至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企业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外投资就常遭到这种歧视。

但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对这些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FDI绩效进行探索和研究，为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FDI的企业提供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发现，丰富和深化政企距离对FDI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Eisenhardt的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华为、OPPO、奇瑞和大众四家企业的FDI情况进行探讨，发现合法性和国家间产业关系对因政企距离对FDI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其中，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均可以正向调节政企距离对FDI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国家间产业关系而言，合作型产业关系会正向调节政企距离对FDI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而竞争型产业关系会进一步增强这种负面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政企距离；FDI绩效；多案例研究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way” initiativ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gi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arket resources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nvest in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owever,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imperfect market system and changeable country relations. Many enterprises often fall victim to the domestic game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dist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On FDI, enterprise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om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attitude of the host government towards enterprise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FDI.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nterprise and its home country will affect the host country’s political perception of the enterprise. The host government will even take strict measures to control enterprises on the grou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often discriminates against ou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they invest abroad.

However, up to now, no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se phenomena has been carried ou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FDI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a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FDI enterpris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distance on FDI performance.

Using Eisenhardt’s multi-case study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DI situation of Huawei, OPPO, Chery and Volkswagen, and finds that legitimacy and inter-state industrial relations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distance on FDI performance. Among them, both external legitimacy and internal legitimacy can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distance on FDI performance. As far as inter-country industrial relations are concerned, Coope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will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distance on FDI performance, whil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is negative impact.

Keywords: The one belt one road directiv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st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FDI performance；Multi-case study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1章 绪论 1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目的 1

1.1.3研究意义 2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2.1政企人际关系 2

1.2.2业务关系 3

1.2.3东道国政府与FDI企业的行为方式距离 3

1.3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4

1.3.1研究内容 4

1.3.2技术路线图 5

第2章 理论基础 6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6

2.2社会网络理论 6

2.3信息不对称理论 7

2.4合法性理论 7

第3章 研究设计 9

3.1方法选择 9

3.2数据收集及三角验证 10

3.3数据分析方式 10

第4章 案例分析与讨论 12

4.1合法性对FDI绩效的调节 12

4.2国家间产业关系对FDI绩效的调节 16

第5章 结论 18

5.1结论 18

5.2主要创新点 18

5.3局限性 19

参考文献 20

致谢 22

第1章 绪论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E MNEs）对外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研究最多的课题之一。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推进，我国企业更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2013-2016年，我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额为3.1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19.3%。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情境下跨国企业在全方位“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一是深度涉入的经济欠发达和转型剧烈的国家地区明显更多，且具有市场制度不完善、易动荡、低预期、难以应对等问题；二是与国际和地缘政治有关的动态博弈带来国别关系的动态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作为上层建筑，必将对经贸、投资、商业、文化交往、人员往来、以及由此带来的海外侨民造成重大冲击；三是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与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形成叠加效应时，利益相关者作为外部因素就经常成为东道国国内博弈的牺牲品。

根据AEI的数据，2005-2016年期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并最终以失败结束的案例共202个，涉及的投资国家27个，合计金额约3211.4亿美元，占全部失败案例投资金额23%。可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走出去”在市场进入、可持续国际化、产业安全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其中，企业与母国-东道国的双元政企距离是影响企业FDI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与母国政府关系过于亲密会影响东道国对企业的政治感知，东道国可能会出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对这些企业进行排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进行FDI时更是常常遭到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歧视。

但在这种现象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机制和机理，目前为止，现有理论还无法完全解释。因此，本文锁定政企距离对FDI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通过解析华为、OPPO、奇瑞和大众四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情况，以探讨哪些因素可以调节政企距离对FDI绩效带来的影响，扩展相关理论，为我国的企业能在“一带一路”情境下进行更有效的FDI提供可行建议。

1.1.2研究目的

本研究针对“一带一路”情境，聚焦跨国企业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双元政企距离对FDI绩效的影响，研究目的如下：

（1）探索在“一带一路”情境下，合法性对因跨国企业与母国的近距离关系而对企业FDI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何作用。

（2）探索在“一带一路”情境下，不同类型（合作型、竞争型）的国家间产业关系对因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的近距离关系而对企业FDI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何作用。

1.1.3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大多关于FDI业务与东道国的研究是从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角度展开。但是对FDI业务与东道国政府距离进行探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拟通过多案例分析探索FDI业务与东道国政府距离这一构念的关系，探索出政企距离对我国FDI绩效的影响机制，丰富相关理论。

（2）现实意义

现阶段，我国和西方某些国家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一带一路的新的发展路径和新的模式，对于完善我们国家的全球治理模式，提高企业FDI绩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发现将为FDI企业准确把握、预判、管控东道国对FDI的筛选和不利举动，维持海外经营合法性和投资绩效提供建议和思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被视为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或“政治资本”[^[1]]。政企关系可以从个人、组织（业务）和行为方式这三个维度进行描述。

1.2.1政企人际关系

该现象常定义为“政治关联”，企业高管具有与政府官员保持私人联系的天然动机[^[2]]。

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企业掌握政策动态、创造商业信息优势等[^[3]]。同时，与政府保持良好人际关系也往往意味着企业需要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和更多的社会义务（如关注员工福利、重视环境整治等）。但是，这些结论主要是基于本土样本和国内情境，且私人关系的投资收益大多以业务优先权或益处来实现。FDI业务跨国情境下的效应有待观察。

在跨国情境下，私人关系有可能通过动员政府资源对外斡旋而正向影响FDI业务与东道国政府关系及其绩效，如：拉近政企距离可以利用母国政府解决贸易摩擦[^[4]]，并获得资金支持[^[5]]，但该影响受到跨国关系距离的调节。再者，通过政府优惠和补贴形成的FDI企业与母国政府的近距离关系，可能对FDI业务与东道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但该影响受到跨国关系距离的调节。此外，在东道国构建新的政企私人联系成为该类FDI企业的惯例性选择。

1.2.2业务关系

FDI业务不仅被东道国视为商业行为，更被视为其母国政府政治使命的载体[^[6]]。企业与母国政府关系过于亲密，会影响东道国对企业的政治感知[^[7]]。东道国出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对这些企业进行排斥[^[8]]。可见，东道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 FDI抱有“偏见”，国有企业更是常遭到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歧视[^[9]]。

在开放环境和国际竞争情境下，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和自主权、技术及产业升级、提升改善发展能力、改善收益分配等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普遍诉求。在此背景下母国及东道国都有自己的“偏好”。我国政府大力支持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外向 FDI，对文化娱乐行业关注较少[^[10]]；而在东道国则倾向于干预开采、石油、银行、电信和公用事业等重点管制行业[^[11]]。即母国所鼓励发展对外投资的业务可能并非东道国所期望的外来业务。

FDI 业务通常跨越母国-东道国双重情境进行，两国的产业发展态度与企业业务之间的距离识别与选择，对企业OFDI的市场进入和合法性具有关键性影响。本研究期望从母国-东道国双元倾向的配对分析中找寻答案。

1.2.3东道国政府与FDI企业的行为方式距离

行为方式指FDI企业基于母国运营形成的处理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及其背后的价值观。FDI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行为准则的距离是跨国情境的特有现象。当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制度的正式性、明晰性。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此外，完善的政府规章也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的进入[^[12]]。无论是较高的正式制度还是较高的非正式制度，都会对企业的FDI产生正向影响[^[13]]。

FDI与政府行为方式的相互影响。来自母国的制度和法律约束，能够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跨国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游说等行动，从而对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产生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在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激励当地政府收受贿赂，会对东道国的制度坏境带来不良影响。

FDI企业的东道国关系互动。企业可通过自身的具体行动来改变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如企业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参与慈善事业等拉近与政府的"距离" [^[14]]。“新外交理论”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公共外交时代，企业外交应被视为新外交的一种特定形式。

基于双元政企距离视角，可望呈现对国内的产业鼓励或限制措施、以及FDI东道国的产业筛选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从该视角的研究（包括国家间关系对其的过程的调节作用）有待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