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2098字

摘 要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资源的分布不均和人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共享经济已然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借助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便捷化生活的需求，各大企业纷纷加入到共享经济这片蓝海中，规模最大且问题最多的便是共享单车行业。虽然各方主体均接受并采纳了协同治理模式，但城市治理的困境依然没有破除，其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社会主体协同治理过程中未把握好平衡，特别是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本文主要以共享单车为例，探究如何在多层次的政府和企业互动中，寻求两者有效协同的平衡之道，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治理的瓶颈，发挥共享经济更大范围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共享经济；行业协会；政企协同；共治机制

Construction of the coordinated and coordinated mechanism of shared bicycle and government

Yang Jingwei

（School of Law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Abstract: On a global scale,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become the norm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life concep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s demand for convenient life, major enterprises have joined the blue ocean of sharing economy. The largest and most problematic is the shared bicycle industry. Although all parties accepted and adopted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the dilemma of urban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broken. The fundamental crux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lack of a good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two main bodi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shared bicycl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balance the effective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interaction, so as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give play to the wider social benefit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industry associations;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c o-governance mechanism

目 录

一、研究背景：共享经济发展和政企互动的基本趋势 1

（一）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 1

（二）政企互动的基本趋势：第三部门的蓬勃兴起 1

二、共享单车治理的现状及困境分析 2

三、共享单车政企协同共治机制构建的原因 4

（一）政社权力、资源、动机和能力的差异化 4

（二）合作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合作体系 4

（三）行业协会作为中间桥梁的特殊性 4

四、共享单车政企协同过程中“地方共同体”共治机制的构建 5

（一）“地方共同体”共治机制的五个进程 6

（二）“地方共同体”共治机制的三大主体 6

五、结论 10

致 谢 11

1. 研究背景：共享经济发展和政企互动的基本趋势

（一）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了“共享经济”这一概念。共享经济的内容主要涉及三大主体和五个基本要素，其本质是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再分配。20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不仅拉近了全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使得现实生活中信息与实物的共享更加便捷。而在当今互联网 的时代，共享经济的发展更是呈现出喷井式的爆发。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推动着共享经济模式的迅速发展，共享模式不仅对消费者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直接的影响，更引领着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内商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探索。

据某项权威调查显示，在中国，公众认为当前共享经济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广泛参与（57.25%）、行业进入门槛低（55.50%）、高度依赖互联网信息技术（52.17%）、能够整合零散资源（43.70%）、投资回报率高（31.98%）和较 高灵活性（23.10%）。^①此外，也有专家表示，从百姓的“住”和“行” 来看，共享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下的供给模式，使得民众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使用资源，满足自身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从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来看，互联网和共享经济为实现供需平衡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也将形成一种人人参与其中的供给侧改革新模式。^[1]

由此可见，共享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大势所趋，中国的共享经济起步晚但发展快，不仅为传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也肩负起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任。2017年6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共享经济的新业态和新形势秉承包容探索、审慎监管和社会共治的态度，积极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大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建立政府、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共享经济多方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共享经济的繁荣发展。^[2]

（二）政企互动的基本趋势：第三部门的蓬勃兴起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问题。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种理论和学派相继兴起，例如主张政府放任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强调发挥市场自身活力和政府适当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且在不同的时期成为学界的主导理论，深深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实践。但随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替出现，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严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场新的“协会革命”应运而生，正如萨拉蒙所言，“全球正在经历着一场令人注目的创立民间、非赢利或非政府组织的高潮，即协会革命；这场革命终将证明其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就像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一样重要”。^[3]

中国的民间公益和民间结社活动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出现，特别是两汉的民间私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真正的民间社团已经形成。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王名博士将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中国的第三部门组织归纳为六类，分别是行业协会、互助与慈善组织、学术性组织、政治性组织、文艺性组织、“会党”或反政府的秘密结社。^[4]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悄然的改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这些冲击和震荡也恰恰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拓宽了空间。

在新时代共享经济呈“井喷式”发展的形势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社会内在结构的急剧变迁，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在大量涌现，并且不断被激化。所以，在当今社会的控制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自身的定位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政府定位准确，其管理和执政能力才能用于实处，并释放真正的实力。如果将目光对准于政府与市场微观关系下的具体领域中，就可以察觉到政企之间的互动，无论在涉及的主体还是在机制体制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碎片化状态下的制度性障碍，故一方面政府过多的介入和管理市场会削弱其自身进行自组织和相互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的放任不作为，也会使得市场权力呈膨胀化状态。因此，如何通过第三部门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

二、共享单车治理的现状及困境分析

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共享单车在其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常见的随意停放和损坏、市场恶性竞争、押金管理风险、交通规划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不仅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而且也体现出共享经济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困境。针对当前共享经济引发的治理难题，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出并采纳了各项治理路径。

在学界，学者们主要从发展现状和治理途径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前者针对共享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共享单车行业的乱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将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企业恶性竞争、政府管制不到位和民众素质不高等；后者从多元治理主体视角出发，寻求一种企业主导供给、政府参与治理的逆向公私合作模式，如郭鹏等人从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以协同治理创新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5]但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划分各个治理主体的职责范围，而忽视了各主体间的互动共治过程，并且，他们提出的治理路径偏向于政策建议，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和习惯的变迁。

在业界，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召开相关内部会议，并要求相关部门针对共享单车的乱象和问题制定并发布相关政策，表1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政府对共享单车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停放管理、押金管理和用户安全管理。但由于各地政府仅仅以一个管理领导者的姿态颁布各项政策，“就问题而解决问题”，并未真正从政策涉及的多方利益相关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多方利益的纠葛，把握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平衡。因此，现今政府政策下行无力、各部门推诿扯皮或多头管理、企业进退两难、公众不以为意的现象仍然存在。

表1规范共享单车发展的政策梳理①
地点	政策	发布部门	主要内容
南京	《南京市促进网约自行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明确表示对共享单车发展持鼓励、支持、规范态度，同时界定了政府、企业及市民的责任和义务
上海	《共享自行车》和《共享自行车服务》、《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行）》	上海市质监局、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上海市交通委	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年限、服务运营、使用者身高和年龄等做出了总体要求
广州	《关于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	配套设施、登记备案、车辆标准、用户规定、行业自律、用户宣传等
北京	《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交通委	停车管理、账户押金监管、车辆准入和回收机制等问题
天津	《天津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	对蓄意破坏、盗窃、强占等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鉴于上述两个层面均忽略了共享经济下政社协同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关系间的平衡点，加之政府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定位不明确、缺乏主动性、后续监管不力等问题，政企协同极易陷入另一个“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本文将以行业协会为枢纽，构建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民营企业三方主体在多重嵌入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共同体”， 并以此为依托，三大主体基于利益捆绑、相互信任和优势互补等形成有效合作。

三、共享单车政企协同共治机制构建的原因

协同治理是“协同”和“治理”二者的有机结合，它的核心不在于主体的多元化，而在于关系复杂，因而需要在区别二者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共性的结合。具体来说，共享单车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主要存在资源信息差异化、权责分工不明确、互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以行业协会为枢纽的“地方共同体”，因其特殊性恰好能弥补协同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缺陷，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社权力、资源、动机和能力的差异化

中国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不同的社会民间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与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差距很大，它们先天就和政府不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协会依附政府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民间组织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和权威型社会。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所享有的权力、资源的差异化，则会导致在共同决策、执行规划等过程中，局势容易被强势的一方操纵，部分行动者无法表达真实意愿，从而降低他们合作的动机和意愿。在实践过程中，部分政府的观望、维稳意识阻碍共识动机的形成，企业追逐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仍不按规矩“出牌”，消费者仍受“破窗效应”影响乱停乱放。这种共识动机和公共精神缺失导致的共享单车“死城”、“围城”等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构建政企协同共治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减少政社资源、权力方面的不平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合作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合作体系

与传统“一手遮天”式的管理方式不同，在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作为城市资源最大的掌管者，逐渐化身为“组织者”、“服务者”和“协调者”，从单一向度逐渐向协商共治的方向探索。例如，成都创新3 7 N会议协商制度，上海黄浦区搭建四方沟通协商平台等。但是在多方治理主体合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合作体系，各主体间存在权责不明、定位错乱、互不信任、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方面，政府管得过严，未充分考虑市场和企业的利益，颁布各项严重损害企业利益的政策和禁令，则会导致共享单车行业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在高危强压下纷纷倒闭，中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政府管得过松，只是站在企业的角度看问题，未认真考虑老百姓的需求、各地共享单车的饱和度、城市名片的完整和清洁，则会导致共享单车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城市环境的脏乱差、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降低等问题。总之，在共享经济时代下，重构治权结构，以行业协会为枢纽，厘清治理主体权责，推进治理可持续是共享经济新时代治理问题解决的有力路径。

（三）行业协会作为中间桥梁的特殊性

就其起源而言，行业协会是企业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互益型商业利益社团，它将具有经济关联性和利益共同性的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聚集在一起，通过制度化的规则理顺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激励和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促使不同的企业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合作，成为了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另一种治理形式。^[6]

首先，作为社会民间组织中的一员，行业协会是根植于由其他民间组织组成的环境之中的，它不仅依赖于其他组织提供的资源，而且其活动和行为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作为同一行业企业的“集合体”和政府与企业沟通的联结枢纽，行业协会担负着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信任，扮演着公平公正的天平角色。因而，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天平和砝码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

其次，行业协会服从会员逻辑(The Logic of Membership)。^[7]一方面，它们通过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规则来保证行业协会的运作，另一方面，它们也通过向企业提供合意的选择性激励来换取会员企业的支持。总的来说，行业协会对其组织内会员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其对整个行业资源的整合能力，而且取决于它和各种社会网络的联结能力。在行业协会内部，会员企业享有非会员企业无法享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往往无法获取。此外，会员企业在协会内的长期行为表现和历史交易记录将会被记录在案，这种治理机制也对会员企业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约束。

最后，行业协会服从影响逻辑(The Logic of Influcnce)。它们通过与公共权威进行接触，为政府提供信息，并以此来换取政府的支持，进而从另一方面影响政府决策。随着“智慧城市”、“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单一的政府治理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多方协同治理的呼声愈发高涨，但如何把握多方协同治理之间的界限却少有人提及。由于行业协会本身作为第三方连接枢纽的公允性，它既能克服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又能弥补正式治理的不足，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四、共享单车政企协同过程中“地方共同体”共治机制的构建

在政社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构建社会共治机制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理清各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理顺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是一个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寻找政企互动的平衡点是一件较为棘手的事。随着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等概念的流行，作为社会组织中一员的行业协会也逐渐受到重视。就信任层面而言，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信任主要表现在行业协会内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地方政府对行业协会的信任两个层面上。因此，政企之间职责和界限的把控可以以行业协会为枢纽，把它作为信息沟通的信道，传递双方信息的同时并加以监督。

政企协同共治机制是一个横向的沟通机制（如图1），即以行业协会为沟通枢纽，为政府和企业营造更加准确和便捷的沟通和协同机制。其运行模式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各家共享单车企业通过直接对话—建立信任—利益协商—合作共赢—中间成果的循环模式与共享单车行业协会进行“深度沟通”^[8]，将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需要的诉求等上报；另一部分是共享单车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深度沟通”，彼此探讨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机会。但这两大部分并不是脱离的，而是以共享单车行业协会为纽带进行连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确保问题的解决、政策的下达、城市环境治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企业

行业协会

政府

深度沟通

深度沟通

建立信任

直接对话

利益协商

合作共赢

中间成果

利益协商

建立信任

合作共赢

中间成果

直接对话

图1政企协同共治机制模型

（一）“地方共同体”共治机制的五个进程

在“深度沟通”的循环模式中，首先，直接对话是协同共治的关键。在其共治过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参与者通过直接对话，表达各自的真实想法，减少彼此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利于厘清与决策相关的各方利益的观点，为合作共赢局面创造机会。其次，信任建立是协同共治的前提。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度与信息沟通和整合的顺畅度成正比，信任度越高，信息沟通和整合的顺畅度也就越高，有利于各主体制定共同的目标和计划。接着，利益协商是协同共治的方法。在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广泛运用的时代条件下，多元的利益主体必然面临着更加多元的利益冲突，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共享，就必须沿着利益协商和相容的逻辑梯进展开。再次，合作共赢是协同共治的目标。各个治理主体必须意识到协作共治实质上是合作共赢的居面，唯有合作，方能走得长远。最后，中间成果是协同共治主体在达成共同目标前形成的共识与成果。即通过开展会议、制定计划、举办活动等形式朝着共同目标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要点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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