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飞速发展的经济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大量的资金在政府的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人员公款消费提供了可能。”三公”消费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伴随着公务接待这种公务行为产生的，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因公出国（境）、公务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招待产生的费用，其中的公款出国（境）旅游、超标购置公车与公车私用、公款大吃大喝是典型的腐败行为。”三公”消费中存在浪费、奢侈以及违纪违法现象，无论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坏的，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社会各界对”三公”消费的讨伐不绝于耳，遏制”三公”消费成为亿万民众的共同心声。因此，研究我国政府”三公”消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国外，没有专门对政府”三公”消费的研究。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这种国内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国外并不多见。我国学者对国外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宗和在《国外如何限制”三公消费”》（载于《政府法制》，2011第17期）中指出，在印度，除了极少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印度每年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发票不能用工作为理由报销；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吃喝的问题上更加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陈周在《看国外如何治理公款吃喝》（载于《看世界》2012年第17期）中指出，美国公务人员在出差时，要以省钱为第一原则。除残疾，赶时间等特殊情况才能坐头等舱；旅行时间大于14小时才能批准坐商务舱；住宿标准，每年根据目的地物价指数调整。但是对世界很多国家来说，公车私用都是公款消费中普遍遇到的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首先，从国外公车的购买方面进行研究，张望松在《国外公车的使用与管理》（载于《中国改革》，2006年第4期）中指出，对于公车的配置要严格控制，尽量做到统一配置。另外，要严格界定公车的配备。其次，从国外公车使用的管理方面进行研究，温玉顺在《公车使用：发达国家一个比一个抠》（载于《协商论坛》，2012年第3期）中指出，在韩国，公车砍到只剩下4辆；在德国，所用因私用车都要收费；在美国，GPS监视车辆行驶路线，每辆车耗油多少要公布；在瑞典，开车娱乐的话，汽车自动报警；在日本，每次使用公车不能超过3小时。

近几年来，在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的增长却难以遏制，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据2006年3月17日《学习时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三公”消费的数额高达9000亿元。经财政部汇总，2011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比例的34%左右，而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高达38%，其中”三公”支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数据引起了广大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注。这些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进行了不少规范、整顿，包托出台”三菜一汤”的政策、指定接待用烟酒、宏扬厉行节约的优良传统等等，不一而足。2011年5月4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要公开2010年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要求地方政府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消费。但”三公”消费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政策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政府”三公”消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首先，围绕我国政府”三公”消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归纳：就对于我国政府”三公”消费公开的情况来看，刘志国，孟繁星在《我国三公经费公开问题浅析》（载于《商业经济》，2012年第4期）中指出，政府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缺乏主动性；在公开的过程中，公开的格式不够规范、不够明细化；在公开后信息反馈体系不完善，缺失评价标准。牟树红在《遏制”三公” 消费的思考》（载于《现代审计与经济》，2012第3期）中指出，我国政府在开支决策中缺少公众的监督，相关运行信息不透明；体制内监督机制不到位，法律监督机制缺乏。雷雅涵从我国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三公消费的监督与预防腐败》（载于《东方企业文化》，2012年第14期）中指出，公款消费历史悠久，不是当今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原因。同时还有文化原因，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究礼尚往来。其次，围绕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的制度进行研究，肖玉香在《”三公”经费公开的法制缺失与完善》（载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4月第6卷第2期）中指出，预算决算应该属于《预算法》的范畴，而目前我国现行的《预算法》是不完善的，其中没有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预算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预算决算公开的时间、内容及其范围，没有明确预算决算的编制方法、形式和公开的方式。再次，结合我国国情，对于预防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归纳：雷雅涵在《三公消费的监督与预防腐败》（载于《东方企业文化》，2012年第14期）中认为，政府官员应当树立公共财政理念，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各级人大要切实履行自己的监督责任；执政党要以身作则，积极支持和推进”三公”消费的治理；建立群众直接监督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在《”三公”消费乱象亟待阳光治理》（载于《北京教育.德育》，2012年5月第604期）中提出，高效治理”三公”消费，就得积极推动”三公”消费的立法，彻底改革当前的预算制度，强化”三公”消费的过程监督。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针对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的现状以及”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原因，在如何减少”三公”消费，进一步完善各方面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我国政府”三公”消费的现状，为遏制”三公”消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三公”消费不是新话题，而是百姓诟病、政府头痛的一个老问题，遏制不合法的”三公”消费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和监管机制，同时，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自律也是必要的。相信，在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在不久的将来能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遏制行政腐败的滋生，打造阳光政府，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

参考文献

[1] 宗和.国外如何限制”三公消费”[J].政府法制,2011(17).

[2] 雷雅函.三公消费的监督与预防腐败[J].东方企业文化,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