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和相关政策性规制条款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跨国公司运营的宏观环境，对其原有国际经营活动和传统经营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那么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一系列规制行为的出台和美国的绿色壁垒的出现是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数量的迅猛增长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探究环境规制因素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关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主流理论更多的是选择将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作为研究主体，虽然现阶段也有不少学者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但是针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这一现状的理论研究并不多；另外，在传统的对外投资影响因子中，环境规制也并没有成为一个被普遍纳入研究体系中的因素，因此，本文希望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为现有的对外投资理论进行新的补充和发展。

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大重要的经济体，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两国企业间的经济活动状况也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内容。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原因的探究有利于政府进行进一步的指导行为，着力促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引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本文希望通过探究中国制造业行业对美直接投资行为与环境规制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探究国内环境规制内容的出台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多的现实意义指导。

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研究领域中，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其中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如张丽娟、郭若楠（2015） 认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近年来备受关注，投资总量持续增长，但在美国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相对规模仍较小。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中，私营投资的比例增加较快，投资产业范围更广，同时中国企业在美并购仍受制于“国家安全”因素考量。湛泳、薛毅（2016） 认为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为主，而投资的行业则主要以资源导向型行业和技术导向型行业为主。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极快，投资覆盖面广，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并且在未来仍有非常大的投资空间和发展潜力。

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受到限制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屠新泉、周金凯（2016） 认为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设立，大大限制了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行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加以应对：在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美国安全审查形成反制;在企业层面，应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刘春长（2012） 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保护主义体现了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

在影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因素上，刘晓凤、张宗斌（2015）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大规模对美直接投资动因研究》中通过对1994年～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流量与七大因素的回归分析指出，中美经济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的增加、美国科技的发展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恶化是推动中国大规模对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美国能源吸引对中国对美投资影响并不显著。张丽娟、郭若楠（2015）认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内在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外在推动，加上美国投资环境等有利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美国的主要成因。彭博（2012）在对2000-2011年美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及制度安排、两国问的贸易联系、汇率变动以及利率差异是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府对资金“宽进严出”政策的放宽，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不断扩大。Child和Rodrigues ( 2005 )与Luo和Tuns (2007)的研究均发现，中国企业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规避母国制度约束进而规避竞争劣势的有效方式。

在其他研究方向方面，韩剑、徐秀军（2014）对党派政治和中国对美投资进行了研究，采用2009 -2012年中国对美国各州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美国各州党派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对绿地投资影响比跨国并购更加显著。Alex Coblin（2014）对中国对美投资中私企和国企参与度问题进行了讨论，发现私企虽比重低于国企但发展势头很强，并且中国的私人企业对美国投资比重高于对其他国家投资的比重，其原因可能在于美国有着更强的法律保护以及中国市场激励机制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