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需求推动下，我国成为制造业产值第一的制造大国。《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料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流向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增长，2015年流向制造业199.9亿美元，同比增长108.5%，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金融业。

国际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进口减少，为振兴经济、重整制造业，出台政策，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严重打击。发达国家经济受挫，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升级，进口壁垒日益加大，以绿色标准、技术特有标准等理由限制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入。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提出“保护国内企业”及“严惩反倾销行为”的口号，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与销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全球化与生产全球化随之发展，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分工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趋势激化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为各国带来机遇与挑战。我国虽为制造大国，但非制造强国，总体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下游，制造业仅占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3.7%，与发达制造强国距离甚大。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资源与劳动力供给遭遇瓶颈，导致相关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出现危机。同时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与指导，许多制造业部门在长期激烈竞争中出现产能过剩、设备闲置、产品积压的问题。此外，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低端供给严重过剩，高端供给严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2015年我国“两会”中，如何缓解过剩产能成为热议话题。2016年及2017年我国“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指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成为“十三五”开展以来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以来，制造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把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至落后或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应加大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力度，结合自身情况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知识，达到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的目的，向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面对国内外的挑战，我国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明确投资目标，发挥自身特有比较优势，选择合理正确的战略及区位，从而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并长久持续稳定发展。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相应的关注与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主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研究，但对制造业对外投资现状、动因、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等具体研究很少。因此本文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梳理关于区位选择经典理论，分析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动机及影响因素，并进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海信集团现状，对其提出区位选择合理建议。这对以后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关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较少，依据较为薄弱。胡子骄（2015）采用了2007年—2013年我国对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32个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引用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双边贸易联系五个因素对国内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均有程度不同但方向与预期一致的正面影响。结果可看出不同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备不同的特点。刘伟（2014）考虑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跨度较短，数据不丰富，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选取了2007年—2012年我国制造业对东盟、美国、欧盟等五大经济主体的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表示：整体来看，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地理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工资水平比较敏感，地理距离对投资也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此外，结果还表明东道国的经济总量越大、对华贸易越多、基础设施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经济体制越开放，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对外投资就越多。张兵（2013）选取了对外开放程度、教育投入、东道国基础设施等七方面为解释变量，以G20国家作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显著，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此外，我国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刘子源（2016年）选取了我国制造业2007年—2014年对东盟、欧盟、美国等五大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数据进行整体和分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双边贸易总量、当年专利申请个数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双方经贸关系越密切、东道国技术水平越高，我国对这些地区制造业的投资就越多；经济自由度和汇率水平对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并不显著。冯春晓（2009）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分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稳健性检验表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张天顶、邹强（2016）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重点从行业技术差异视角出发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现实考察。实证结果表示：生产率悖论存在于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阎大颖（2013）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子公司为对象，选取截至2012年Corporate affiliations公司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示：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显示出很强的效率寻求型动机，且在海外分支布局上尤其注重当地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国的低廉程度；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廉、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制造企业投资与两国社会文化差异关系密切，且对当地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敏感度很高。王胜、田涛（2013）引用了2003—2011年我国对包括日本、美国、印度的20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三维固定效应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投资需求越强烈，并且倾向于在经济规模大、政治稳定且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是否具有共同的语言也成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东道国政治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开放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不再成为影响我国投资于经济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Rania S. Miniesy and Eman Elish（2017）引用了中东和北非的33个国家2003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并通过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资源和效率的追求，并不受通货膨胀、治理不安的负面影响。Andrew G. Ross（2015）采用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等八大非洲国家2003—2012年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示：东道国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政府监管环境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更多是

资源寻求而不是市场或效率寻求；中国比较优势更多在于其传统企业。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基本内容：

第1部分——综述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