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原文共 14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FDI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电子与纺织行业的数据分析

Albert G.Z. Hu and Gary H.Jefferson

1. 引言

当跨国公司拥有不能够轻易得到许可但能够在公司内部转移的非有形资产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由此东道国的直接股权参与会要求跨国企业从他们的无形资产中收取租金，其中可能包括技术知识、营销与管理技巧、供应商与顾客关系以及名誉。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够有效地转移这些资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期待那些接受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企业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使自己的生产率得到提高。而更复杂的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间接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给东道国带来新的产品和技术，不接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企业也有可能通过人才流动、示范效应和知识溢出而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

然而，某些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对这个产业中的国内企业产生相反的效应。通过享受更好的技术、更低的生产成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能会突然进入与非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企业瓜分市场。在短期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可能随着销售量的减少而下降，固定成本的散步范围也会缩小。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内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引起的竞争加剧将会迫使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退出市场或使幸存企业改善业绩，促使社会福利得到潜在提高。

关于FDI对国内企业影响的研究要追溯到Caves 1974年的研究，他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制造业部门的FDI，发现在行业竞争中拥有高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的国内澳大利亚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Globerman(1979)也找到一些微弱的证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的积极效应。通过总结这些和其他早期的研究，Blomstrom(1989)找到了证据来支持FDI能够对国内企业产生积极溢出效应的假设。因为可以得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公司层面的数据，一些研究重新检验了关于FDI潜在积极溢出的质疑并得出了结论。Aitken和Harrison(1999)所作出的研究或许是这个领域内最近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该研究显示支持正向溢出的早起研究有可能受到FDI内生性的影响：FDI可能选择投资于发展更好的行业。一旦行业特定因素被控制，那么就没有证据表明正向的溢出。

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FDI接收国。随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地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在企业转型的背景下，这种日益增长的开放性使得中国政策界对国内企业与比之更具效率的国外同行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FDI对国内企业的影响问题。FDI对国内企业会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或者正向管理技能的溢出吗？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会变得更有效率吗？如果真的有正向的溢出，这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一种只有在经历了痛苦调整后才会出现的现象？

潜在正向溢出效应的确是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外商投资的主要动机。然而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研究使用庞大的一国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研究FDI对国内企业是否具有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有多大。本文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潜在的渠道来检验FDI对中国国内企业的影响。虽然没有系统的、观察性的证据显示中国国内特定行业的企业在外国跨国公司的初始主导下变得强大甚至现在比他们的外国竞争者更具竞争优势。该报告符合Markusen 和Venables(1999)模型的预测：当FDI与当地产业互补，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培育地方产业部门的建立。有了外溢和竞争的好处，地方企业可能会成长到当地产量能够超过甚至威胁到外资工厂的地步。

我们的研究密切联系Aitken 和Harrison(1999),收集中国电子与纺织行业中小型企业的大量样本，研究FDI对国内企业生产率和销售量的影响程度。剩下的文章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二部分主要描述文章所使用的数据，并提供了国内与FDI接收公司之间的初步比较。在第三部分，我们检验了FDI对国内企业生产力影响的大小和存在性。我们也调查了港澳台外商直接投资与欧美洲FDI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第四部分是结论。

1. 数据

本文中国电子与纺织行业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对大中型企业的数据调查统计。为了定义大中型企业，中国国家统计局采用了行业具体标准设置，该标准包含了一些因素的结合，例如生产能力、销售收入、就业和盈利能力。尽管对电子行业的公司来说，这个标准大部分是基于原始固定资产价值的基础，产品组合的门槛却各不相同。对半导体制造公司，初始固定资产价值超过伍仟万元的公司被定为大型企业，价值在一千万到五千万之间的企业视为中型企业。在纺织业公司规模定义标准要更为复杂。化学纤维公司单独按生产能力进行分类，而对丝绸纺织企业则采用纺织机器的数量结合原始固定资产价值来对公司规模进行分类。对于后者，拥有查过500架纺织机器和2千万元价值的公司定义为大型企业，拥有纺织机器数量在250到500之间仅被定义为中型企业。我们的样本采用1995-1999这五年间电子行业内19个四位数产业和纺织行业中33个四位数产业的数据。由于股权重组和公司的进入退出，要追踪到大量的企业是不可能的。一个平衡样本的建立需要我们扔掉多达一半的观察值。结果，对于下面大部分的分析，我们将样本处理为大量截面数据来控制行业与时间不变的影响。

表1展现了1995至1999年FDI在电子与纺织行业的投资变化。数据显示在1995和1999年，中国电子行业的FDI密集度要大大高于纺织行业。1999年，FDI接收公司占纺织行业的比例接近纺织行业的两倍；电子行业的总体FDI强度几乎是纺织行业的三倍。我们同样发现在1999年，电子行业主要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比例都要超过纺织行业。纺织行业与电子行业中FDI的投资来源同样具有差异性。表1的最后一栏显示1999年纺织行业的FDI接收企业多多少少收到港澳台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与电子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子行业中80%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趋势符合观察性数据，即港澳台投资者更趋向于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较少投资技术成熟行业，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资者能够带来更高的技术成分。

在表2中，我们从不同维度将国内企业与FDI接收企业进行了样本比较，正如表1显示，FDI接收企业的规模平均比国内企业大两倍，而且它们雇佣的劳工更少。FDI接收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是国内企业的两倍。虽然劳动生产力要大大高于外国企业，但这是因为外资企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根据对盈利-销售比率的测量，该数据显示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一部分缺乏利润优势的外资企业可能反应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在出口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同样，通过测量研发支出消费与销售收入比率，国内企业是研发支出密集型。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外资企业采用服从母公司规格的产品标准的趋势，而这需要一点创新。相比之下，国内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可能需要正规的研究与开发项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FDI接收企业的FDI平均股权参与度依然多多少少停留在接近40%的水平，接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在快速的增长。FDI接收企业的股权分红从1995年的15%增长到1999年的19%。尽管FDI接收企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国内企业，但这两种类型的公司都变得更加多产，雇员更加精简。两者在1999年得资本密集度都是四年倩的两倍。虽然研发密集度都还很低，但增长的百分比却很可观。

1. 结论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杰出绩效之间的联系，中国政府“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创新与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促使我们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潜在溢出的经验意义和重要性。虽然有传闻证据表明在一些特定的经济部门中，中国国内企业的确会在与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受益，但没有系统的证据能够回答这个重要的政策疑问。

利用中国统计局从其大中型企业的年度普查收集到的异常丰富的数据，我们用短期和长期的生产函数关系估计了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我们也检验了短期的市场偷窃效应。为了把我们的工作与先前的研究联系起来，我们首先用我们的数据复制Aitken 和Harrison的方法。我们的结果大致符合这些学者的研究，尽管我们发现FDI效应对中国电子行业和纺织行业的影响各不相同。在这两个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电子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具有消极和统计学意义的溢出效应，而对纺织业则没有。在短期，公司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FDI接收企业的生产力，但是它会抑制非外商直接投资接收企业的生产力。这个结果符合Aitken和Harrison的“市场偷窃”解释说。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在短期内和Aitken与Harrison的研究结果相似。例如，FDI抑制国内企业生产力瓜分国内市场的趋势。然而，我们的长期结果有一点不同。在电子与纺织业，伴随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国内企业的最初生产力劣势与FDI接收企业个体的最初生产力优势似乎会在长期中消失。这个结果表明在某些行业，一些中国国内企业——那些能够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的企业，能够获得一些由外国产业引进的技术和诀窍。这一发现令中国放心，因为中国开始配合实施世贸组织协议的要求。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另外两个新的有关于FDI对中国产业影响的结果。我们发现在纺织业，国有企业特别容易受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发现，海外中国投资的产业集中和经合组织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后者的产业集中对国内的企业产生更多的消极竞争效应。我们总结道这种差异反映了以经合组织为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相对成熟性。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3002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