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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在中国再现，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最高收入及基尼系数的影响

——基于1978-2015年的研究

摘要：很多分析显示，中国改革时期总体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本文试图建立一种收入分配和中国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的模型。首先介绍各种理论的主要贡献，并对变量间的一般关系进行说明。其次对这些变量在过去十年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描述。由分析可以发现，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城镇家庭的最高收入不断上升、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基尼指数这四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然后本文将围绕经济危机对这四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与评估。最后讨论如何调整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格局。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要素分配份额 劳动份额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0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0.484。Barry Naughton曾说,“可能没有别的国家比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恶化的更快了”。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的。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工资和利润，即功能性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从更全面的视角来解释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我们还将研究GDP中劳动份额的下降对我国基尼指数的影响。

正如一些最近的研究所强调的，功能分布的模式有助于解释个人收入分配的演变（Atkinson, 2009）。劳动收入一般集中在中低收入家庭，而资本收入主要来自高收入家庭（Bengtsson and Waldenstrouml;m, 2015）。因此，为了了解总体的不平等，应当分析劳动力和利润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所占份额的变化。

到2008年为止，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镇家庭收入来源于劳动所得。事实上，据各位学者的介绍，家庭收入在国有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在公司和政府中的份额下降所致，至少在1996年至2005年年间是这样的情况。其他研究显示，资本收入在大幅增加，且集中在高收入的城镇家庭。

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学者研究资本收入增长的原因。而本文则旨在阐明这些原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工资份额下降、城市家庭最高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的恶化之间存在着联系。通过分析这种关系，我们将能够说明中国收入的初级分配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正如最近的文章对其他几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所做的分析一样。为了这个目的，将在危机前和危机后这两个阶段采用有限分布滞后模型。

为了支持我们的方法，下一节首先对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演变过程的主要文献进行回顾。第3节将介绍理论框架和模型，第4节对主要数据来源进行了研究。第5节解释了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经济功能分布、城市最高收入、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之间的主要关系。第6节分析了本文所研究变量的最近发展。第7节进行了回归，从而证实要素股与家庭分位数收入份额之间存在的联系。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回归分析得到的主要结果，并对相关作者和机构对潜在再分配政策的主张进行了讨论。

1. 文献综述

试图解释中国基尼系数增长的作者将基尼系数的增长归因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引起的(Wu and Perloff, 2005; Benjamiacute;n et al., 2007; Li, 2010)。其他的研究考虑了更为复杂的原因，包括中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等(Zhou et al., 2008)、回归自然的社会福利制度(Gao, 2010)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Heckman and Yi, 2012)。

一些作者侧重于省内和省间不平等(Cheong and Wu, 2012; Tian et al., 2016)，然而，其他人则把省际不平等作为解释中国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主要因素(Benjamin et al., 2005)，其他学者也发现地方不平等现象的相关性有所下降(Benjamin 2011)。此外，Li 和 Gibson (2013)认为，“区域不平等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计算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寻常方式造成的统计方面的人为误差。”没有居留许可证并住在城市的农村居民的存在意味着统计局对居住地方的统计是不准确的。这也意味着城乡差距的计算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对城市GDP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却被视为农村人口的一部分。然而，这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者Riskin等人声称中国基尼指数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城乡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的。这是他们根据对中国家庭收入的调查（中国家庭收入项目）所进行的唯一一项研究。他们获得的家庭收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官方调查的数据不同，但Riskin等人的主要结论与其他研究结论相符。事实上，他们的数字显示，总体上计算得到的基尼指数是高于单独计算农村和城市地区得到的基尼系数的(Khan and Riskin, 2005)。

但是，他们强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不平等现象还未解决的问题：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的差距。他们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家庭、政府和企业之间对增量GDP的分配以及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这与“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上升有关， “把家庭资源重新分配给非家庭实体”，从而使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根据Bai 和 Qian （2009）的工作，重新分配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份额的下降所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可分配收入增加了。

据Li, Luo and Sicular (2011:101)的研究，“城镇家庭收入的集中度远高于总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这意味着城镇收入集中在高收入群体之中”。此外，他们承认，他们的“估计可能低估了不平等现实的趋势，因为高收入城市家庭在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样本中的代表性越来越低，而且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可能被低估”” (Li, Luo and Sicular, 2011: 118)。这和Piketty 和 Qian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作者得出结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NSB家庭调查中的顶尖企业收入和最高工资被低报了”。

事实上，王晓璐进行了一项新的调查，官方调查发现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报告严重不足。根据调查结果，大量隐性家庭的收入是最富裕的10％的家庭的收入与最穷的10％的收入比例的65倍。王和佑指出，腐败是解释中国灰色收入的主要因素。然而，根据Bramall（2009：458），“在得出结论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谨慎”。

Chi（2012）研究了中国城市的资本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首先，“大多数年度，资本收入的年增长率超过20％，仅在几年内下降到10％以下”（Chi，2012：232）; 第二，“资本收入分配极不平等”。Chi对收入来源分解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然而，“他是因为收入分配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取决于收入组成部分的不平等和收入组成部分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而在中国，资本收入仅占总收入的小部分 “。因此，根据Chi的说法，“资本收入的担忧是正当的，因为资本收入的分配似乎是非常不平等的”。

最后，Li和Sett（2014年）分析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期间所采取的分配政策对中国不平等现状和贫困状况的影响。这些作者得出结论：一方面，虽然“不平等”并不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或下降的结果，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大; 另一方面，“不平等也不是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而是“区域内不平等”，更不是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此外，李三思认为，“减免不平等和贫困”的“税收和最低工资政策过于有效”，区域发展方案的好处“不一定能到达低收入贫困家庭”。

总而言之，最新研究指出，首先，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是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是资本收入集中在收入最高的家庭中; 最后，不平等的资本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研究分析资本收入增长的原因。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第5节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功能分布演变及其对不同家庭收入份额和城乡差距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基尼系数指数的增长。下一节将介绍我们用于处理该问题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已经使用库兹涅茨曲线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认为英镑汇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而波动，并且会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逐渐下降。这种说法最早是由Arthur Lewis提出的，他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在限制发展初期阶段工业工资增长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这种叙述通常被描述为人口趋势变动的过程，并且他忽略了个人收入分配也是由影响企业与工人之间普遍分配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决定的。

为了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近年来的研究就考虑了一些新的变量，而不是使用通常的跨国差异的个人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这几十年来已经包含了两个对库兹涅茨假说的测试，分别来自于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p825）。这两个假设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强调劳动和资本份额以及个人分配（即家庭分位数收入份额）之间的中心关系，并且在理论上研究了这种关系（Atkinson，2009; Glyn，2009）（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Giovannoni，2010：Adler and Schmid，2012：Schlenker and Schmid，2013， Bengtsson and Waldenstrom，2015：Wolff，2015）。

一方面，Glyn指出“功能分配在经济不平等的冲击中仍然是重要的”；Atkinson（2009：5）确定了要素份额是“在经济水平（国民账户）收入与家庭收入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另一方面，Schlenker和Adler（2007）研究了德国的微观数据以及另外的39个差异组中观察者的功能和个人分配收入之间的关系。Giovannoni（2010）在一个反垄断小组中做了研究，主要是选取了在2005—2011年期间的由17个欧盟国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又通过得到的平均值估计了19个国家的一个小组中股票和高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最后，Wolff（1947—2012年）研究了利润份额和美国最高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

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任何经济较差的国家中往往会产生工资较低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但是这个分布可以提高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同时,高的利润结果往往会会提高最富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该系数。

为了分析我们的目的,我们假设只有两个收入来源(工资和利润),利润是完全分配给股东的,并且政府没有任何再分配的行为，任何在总可支配收入中的家庭份额就是将劳动力和资本收入份额占工资的份额(劳动份额)和利润在国民收入(资本分享) 相乘的结果:

Hi = (Li / W)(W / Y) (Ci / R)(R / Y)

Hi：在总可获得收入中的家庭份额；

Li：家庭收入-劳动收入；

W：工资；

Y：国家收入；

W / Y：劳动份额；

Ci：家庭收入-资本收入

R:总利润；

R/Y：资本份额；

一般来说：Li ne; 0; Ci ne; 0; Li ne; Ci

图1所示 劳动份额,家庭份额和居民份额演进比较,1992 - 2015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2015)。

然后我们发现家庭收入有两个来源，职能分配将影响人际收入分配，也就是说各国家的资本或劳动收入集中度各有不同。我们将在第7节中看到，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没有集中资本和收入的数据。

然而，我们仍然会通过有限的滞后分布来估计功能收入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使用机构部门的主要账户（家庭，政府和企业））。这些通常是可以在每个国家的国民账户上进行资金流动的数据。（图1和图2）。

家庭部门份额按照劳动分工路径（相关系数为0.92），依次为资本份额（相关系数为0.81）和劳动份额。此外，从收入和机构部门在可支配收入系数之间的相关性情况可以知道这两者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对于居民比例之间的相关系数0.95来说，资本份额在中国占的比例为0.71，是偏低的。鉴于功能与制度分布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净税制的再分配能力。

由于功能分配和机构分配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本文将把功能性收入分配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这使我们可以测试是否与前人的研究相似。特别是,我们将测试城市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关性。首先, 不同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没有明显的差距，而且“主要业务”是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而根据相关统计年鉴,即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主要来自于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此外,家庭生产经营收入的相关性对低收入的家庭来说较高的（2007年是57.1%)。与此同时，工资和薪金收入的相关性对高收入家庭来说较高的(2007年是40.1%)。

图2所示 劳动份额,家庭份额和居民份额演进比较,1992 - 2015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2015)。

图3所示。农村家庭收入来源的柱状图,2007

资料来源: 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 (2008)。

图4所示 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2000 - 2012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 (2006,2008,2010,2006)。

图5所示 农村家庭的收入柱状图,2000 - 2013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2014)。

图6所示。城市家庭的收入柱状图,1985 - 2013

资料来源: 基于中国统计局的计算(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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