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背景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持续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抵制打压。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2017年度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是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近期推出的加强外国投资审查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直观表现之一。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431起，涉及56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11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并购交易总额的28％，境外融资占72％。并购涉及18个行业大类，其中对外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并购金额位列前五。

1.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基于邓宁IDP理论框架对日本企业投资发展周期进行分析，并联系实际情况进行特征和规律总结，并提出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建议。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日本投资发展阶段是否符合邓宁的理论，如有不符，则运用OIL框架做出解释；得到阶段特征后，以日立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做为论据进一步证明；总结以日立公司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投资经验，对中国企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建议。

1.3研究意义

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流量规模居全球第二，其中日立（HITACHI），属于全球500强综合跨国集团，1979年便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日资企业的事务所，开展的业务涉及电力、能源、产业、流通、水、城市建设、金融、公共、医疗健康等领域。目前日立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约150家公司的企业集团。因此从规模、历史及对中国投资数量都具有代表性，从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向具有借鉴意义。

1.4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出口技术复杂度

樊纲等（2006）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对中国贸易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进口产品主要为中高技术产品，而出口产品的主要成分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变为中等技术附加值；平新乔和周艺艺（2007）提出，在中国，民营企业比重与行业平均利润比起行业集中度来说更适合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度的度量指标；项本武（2009）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李文蕊（2012）釆用向量回归模型，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其中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其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在起步阶段不够明显；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一效益并不高；戴翔和金碚（2014）测算了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提出完善制度质量和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能够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