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有关投资风险因素的分析，国外学者在 20 世纪中后期就有涉及。

Haendel，Gerald，Robert（1975）提出政治稳定性指数概念，简称 PSSI。

政治稳定性指数是由政治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以及政府干预指数三个部分构成的，其中社会冲突指数又包含了社会不安定指数，国际冲突指数和国内冲突指数三个指数[13]。

Hall（1976）认为文化差异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Simon（1984）提出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是否为影响跨国投资经营的重要风险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水平落后并且闭关锁国的国家和经济发达并且对外开放的国家相比更有可能产生政治风险[14]。

Laura，James（1996）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中法律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规制规定、跨国经营方式、信息沟通、产品责任等方面，并且认为只有充分熟悉并遵守国际法律条款及规则，才能在跨国经营中规避法律风险[15]。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一)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总体特征 区域分布方面，赵长明(2018)认为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直接投资存量约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40%。

其次，俄蒙地区和西亚中东地区，近十年我国对这两个地区直接投资额度增长飞快，2016年在俄蒙地区的总额为177.8亿美元，西亚中东地区为146.4亿美元。

再次，在南亚与中亚地区，我国直接投资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中亚地区，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增速为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最快，例如哈萨克斯坦是我国投资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