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现阶段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本文试图从绿色创新的角度揭示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绿色发展对我国的重要意义并回顾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绿色发展概念认识的变迁过程；第二部分探讨了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第三部分对我国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对部分地区领先或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从加强绿色创新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创新；技术；制度；文化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However,the level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varies from one region to another at this stage.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is situation from the angle of green innovation.There are four chapters in this paper:The first on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economy for China and the chang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pprehension on green development;The second on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The third one evaluat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30 provincial region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ome regions’ success and failure;The last one tries to gi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regions’ green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green development;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culture

1 引言

1.1 我国倡导绿色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时代，“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的必然选择，主要是由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所造成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而走出经济危机，提升可持续竞争力已成为国际共识。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纷纷发出绿色增长倡议，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推行绿色新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应抓住绿色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从我国社会来看，绿色发展这一选择主要是由两大矛盾所造成的。一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能耗水平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此次经济危机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凸显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战略性调整机遇^[1]。二是公众环境诉求的提高与环境形势的严峻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人们的环境诉求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2]。我国环保工作虽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始终十分严重，近年来更是新旧环境问题交织频发。环境突发事件已成威胁生命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3]。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与公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诉求之间的矛盾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型。此外，在全球绿色浪潮的背景下，走绿色发展道路是我国作为新兴政治、经济大国对世界所理应肩负的责任。

由此可见，无论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在需要来看，走绿色发展道路对于应对经济与环境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乃至树立大国形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1.2 国内外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已成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但学术界对相关概念的解读依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清晰、确切的定义。该部分主要对国内外绿色发展理论的研究动态进行综述，以为后面提出自己对绿色发展的理解提供借鉴。

国外学术界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的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他于1989年在其著作《绿色经济蓝图》中对其作了如下模糊的阐释：“绿色经济是从环境的角度，阐释了环境保护及改善的问题”^[4]。以此为起点，可将国外学术界对绿色经济认识的进程划分为为三个阶段：单纯环境目标导向、经济—环境双重目标导向、经济—环境—社会综合目标导向。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2006年。在这一时期，正如大卫·皮尔斯所言，绿色经济更多地被当作一个单纯的环境经济学概念，人们主要借以阐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该阶段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初次提出了环境治理的经济手段，例如Michael Jacobs等人的研究主要讨论了影响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环境经济政策以及如何以政策工具消减市场对环境的外部性^[5]。但是总体来看，人们对绿色经济的理解较为粗浅，可概括为“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停留在就环境问题论环境问题的层次上，缺乏对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反思。第二阶段从2007年到2010年。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在给全球带来绿色转型机遇的同时，也在理论界掀起了绿色发展研究高潮，人们开始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思考环境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7年在报告《绿色工作：在低碳、可持续的世界中实现体面工作》中首次定义了绿色经济，即“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6]；在报告《全球绿色新政》中则定义了绿色经济的反面——“褐色经济”：“低能效、高材耗、依赖不可再生能源、对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利用，并带来高度气候变化风险的经济”^[7]。这一时期的学者不再像前一阶段一样将“绿色”和“经济”割裂开来去理解，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绿色经济就是“经济的绿色化”^[8]。换句话说，就是以绿色发展的思想去改造整个生产、建设、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从而使之绿色化，最终达到“使经济增长和环境责任在一个相互加强的模式中共同运作”的目标^[9]。在环境措施上，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学者主张以主动投资代替被动治理，以经济激励代替行政规制。此外，学术界第一次实证阐述了绿色经济的产业部门，从而使绿色经济的概念更为接近实体经济，绿色经济研究由此进入到可操作性层面^[10]。第三阶段从2010年至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纷纷推出绿色新政，从而为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案例和实践经验。但各国的绿色实践并不十分成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经济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动荡始终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三座大山”，人类需要对现有发展模式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反思，这种反思正体现在绿色发展概念的又一次变迁上。与前两阶段相比，该阶段绿色发展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广度上，在发展目标中首次引入社会维度，追求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和社会公平三方面效益的共同实现和协调发展。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重新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缺乏的经济”。

第二，从深度上，第一阶段的人们将绿色经济等同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以经济手段治理环境问题”，有着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色彩。第二阶段人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经济形态，绿色经济即是“绿色化的经济形态”或“经济形态的绿色化”；第三阶段人们认识到光改变经济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彻底变革发展模式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Holger Bar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本阶段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将绿色经济解释为一种经济、环境、社会三支柱共同支撑的发展模式^[11]。

第三，从价值关怀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人们所追求的只是经济效益，绿色经济只不过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手段：第一阶段人们强调环境保护是因为环境污染这一工业文明的不良后果阻碍了经济效益的实现；第二阶段人们意识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可以同时实现，推动经济形态的绿色化能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从而走出经济与环境危机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本质上追求的依然是经济效益；只有在第三阶段，人们对于发展模式的反思必然涉及发展目的的反思。发展、经济增长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要一个数字，只是为了“击败”其他国家吗？显然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迁，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是人类福祉，这正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强调的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相契合。绿色经济，正是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也应该代表着人类社会终极形态的蓝图：以人类的健康幸福为目的，以经济环境社会的协同发展为手段。因此，本阶段作为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的绿色经济，既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与前两阶段仅作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手段的绿色经济相比，无论在理论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学术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吕氏春秋》）。但我国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展较晚，大约上世纪90年代末才刚刚开始。我国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解读往往因人而异，大体可归为四类：形态论、模式论、过程论、理念论。与国外理论界从2010年以后开始关注社会效益一样， 持形态论、模式论观点的学者在2010年以前主要将绿色发展单纯地视为经济形态或经济发展模式：刘国光认为绿色经济“是建立在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污染小、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能协调发展的经济”^[12]。侯伟丽认为绿色发展是在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人造资本对环境和自然资本的替代，从而使经济向低消耗低能耗方向转变的发展模式^[13]。2010年引入社会维度后，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术则倾向于把绿色发展解读为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模式：许宪春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经济和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的一种平衡式经济”^[14]，此处的“经济”作“经济社会形态”解读会较为准确。李佐军指出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是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经济生态社会彼此割裂的发展模式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共进的发展模式的转变^[15]。一些学者主要从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将绿色发展理解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李晓西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指导理念，基于绿色经济的绿色发展将推动这一理念变成现实^[16]。也有学者将绿色发展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过程的子过程，如刘燕华认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7]。还有学者站在绿色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的角度，认为它们作为发展理念是辩证统一或一脉相承的：赵建军指出，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它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社会进步三者的协调统一为内容，因而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等相关概念都是辩证统一的^[18]。胡鞍钢则认为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为根本宗旨，其本质上就是科学发展观，二者是一脉相承的^[19]。也有学者认为绿色发展的理念被包含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张哲强指出绿色发展是建立在传统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0]。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理论还不成熟，因此强行对其归类其实是并不科学的：有些学者可能持不只一种观点，有些学者的观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还有学者对绿色发展的解读兼有形态、模式、过程和理念的特点。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学者更注重探索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之间的联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绿色发展”一词比“绿色经济”使用得更为频繁。但由于目前国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将绿色经济视为发展模式，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同，没有本质区别。此外，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学者在阐述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认为“和谐”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2 绿色发展的创新本质：绿色发展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探析

第一部分分析了我国倡导绿色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外理论界对绿色发展认识的变迁历程，本部分主要站在创新的角度阐述自己对绿色发展的理解，并着重讨论绿色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绿色发展的本质属性和决定因素是“创新”。首先，从理论上，绿色发展所对应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是对工业文明社会形态的扬弃，因而是人类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创新：刘思华等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农业社会是“原生态”的低碳文明形态，工业社会是高碳文明形态，信息时代对应于高碳文明形态的最高阶段，而生态文明社会作为后工业时代的新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向低碳文明形态的回归，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的彻底革新^[21]。其次，从实践上，绿色发展理论的实践、战略的实施、目标的达成、理念的实现无一不需要科学技术的又一次革命。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在空前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尖锐对立，人与人的关系走向异化。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通过技术的又一次进步才能根本解决。工业文明使人类陷入了生态危机，而走出生态危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所谓绿色技术，就是一切有利于资源能源的节约、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22]。而绿色技术创新可看成是生态学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融合，将生态理念引入技术创新的各阶段、全过程从而“染绿”技术创新，使技术创新朝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23]。绿色技术创新由于要兼顾经济与环境效益，技术复杂性高、难度大，因而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初期效益不明显等特点，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23]。因此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这就涉及到绿色创新的第二个维度——绿色制度创新。绿色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环境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绿色新政实践并不成功，许多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难以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政策与科技政策没有充分整合：环境政策往往只着眼于对污染行为进行规制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支持传统技术创新的科技政策又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环境政策只有与科技政策相结合，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形成激励、约束和支持，才能使整个经济的绿色发展水平得以可持续地提升。此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的绿色制度创新都离不开整个社会绿色文化软环境的建设，这对应于绿色创新的第三个维度——绿色文化创新。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通俗一点说，就是社会风气。 它虽然不像政策、制度那样具有强制性，却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绿色文化的广泛传播、绿色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无论对绿色技术创新还是绿色制度创新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当中，将使政府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不是一味追求以GDP为代表的经济效益，从而有利于绿色制度创新；全社会绿色文化的宏扬还将对企业和公众的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强化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感，促使企业更多地采用绿色生产工艺，另一主面改变了公众的消费观从而创造了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这两方影响都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绿色创新是一个由三部分有机融合而成的创新系统，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是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离不开绿色制度创新、绿色文化创新的激励、约束和引导作用；创新主体是整个社会，包括企业、政府和公众；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动力之源和重要保证，绿色创新的能力直接决定绿色发展的潜力。最后从创新角度对绿色发展下一个定义：绿色发展是以人类福祉为价值关怀，以经济、环境、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以绿色创新为前提、动力和保障的发展模式或社会形态，其主要特征是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本质属性是创新。

3 我国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笔者看来，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绿色创新的实证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一些研究旨在揭示绿色创新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而缺乏对发展的另外两个维度，即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关注；二是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往往缺乏动态视角，一些指标体系虽然能对地区发展的经济—环境—社会综合效益进行评价，但忽视了以绿色创新能力为标志的区域绿色发展潜力。鉴于此，本文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经济转型有效性、资源利用绿色度、社会福祉实现度”为指标体系的大体框架和具体指标的选择标准，同时在经济效益这一大的层面下选择若干反映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和成果产出的指标，以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从而使两方面得以兼顾。

该评价体系是一套三级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下设三个二级指标：“经济背景”，考察地区的经济基础；“绿色发展”，考察地区的经济转型状况和经济—环境综合效益；“绿色创新”，反映区域发展潜力。“环境效益”下同样设有三个二级指标：“资源背景”、“环境保护与治理”和“资源能源节约”。“资源背景”反映的是地区生态资产的存量以及资源禀赋，后两个二级指标主要考察地区节能环保状况。“社会效益”则包含两个二级指标，其中“社会绿色服务提供”主要考察的是公共环境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人民生活质量改善”考察的则是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社会福利的实现情况。所有二级指标下又都设有若干三级指标，其中既有总量指标又有比率指标，三级指标的总数为38个。在具体指标的确定方面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所有三级指标的数据均可从2010—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个别省份的个别指标可能存在数据缺失现象，属正常情况。评价指标体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