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9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自2010年以来，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和“三期叠加”的国内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正成为超越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掌握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特点和规律，对提高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动态格局，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对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将从崭新的视角为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主要途径，能够有效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尤其是对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可以促进他们通过在社会中自由竞争来改变命运，教育兼备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功能和重构社会关系、缩小阶层差距、促进代际流动、保证社会公平等社会功能。然而，从“贫、富、官”等各方面的“二代”和“拼爹”现象来看，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似乎有所下降，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也不甚明朗。因此，在当今的宏观环境下，研究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测量教育对我国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力，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代际流动性的研究颇多，且成果颇丰。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关于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角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Atkinsion，1980； Atkinson and Jenikns，1984）；Becker and Tomes（1986）的模型把人力资本或教育作为代际传递的核心机制，他们认为父母更多的收入会允许父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更多。另外，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拥有更好的个性特征、基因或更加博学，这些会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教育，而拥有更多的教育会使他们进一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不考虑家庭背景的条件下，如果教育机会公平，并且特定教育水平的回报率相同，那么教育将会为所有有能力的孩子提供一个“精英路线”，他们成年后会获得高收入。Becker amp; Tomes（1986）是此类研究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Solon（2004）的模型又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与财政支出的积极性呈反比，但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能力禀赋遗传程度、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呈正比。Solon（2004）建立的代际收入流动模型更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典范。

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不同，以 Doeringer amp; Piore（1971）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能否进入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内部所起作用却十分有限。另外，市场歧视理论认为市场歧视的存在限制了教育的作用（Arrow，1973）。关于教育与收入内在机制的解释，信号筛选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完全不同，以（Spence，1973；Riley，1976）为代表的信号筛选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由个人的先天能力决定，因人而异，不会因为受到多少教育而改变。与此相对应的信号失灵理论认为，教育的供求失衡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雇佣标准的改变，导致教育的信号作用失灵，从而影响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率。在当今社会，当教育不断扩张时，学生的教育供给就会超出劳动力市场的教育需求，这种结构化失衡将会导致学历证书或教育水平的价值在用人单位决策过程中贬值（See Jackson，Goldthorpe amp; Mills，2005）。

国内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