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本大量涌入，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外逃问题逐渐显现，其规模不断扩大，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仅2015年中国资金外流规模达6700亿美元，这一数字令人咋舌。同期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改革发展，并从2015年6月开始，由升值趋势转为贬值趋势，深深引发公众的担忧。

近年来，全球经济环境愈发严峻，大量的资本外逃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我国金融体系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一实质。而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对于我国经济快速良好的发展都有不利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能够更好得发现二者内在的联系，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

国外很早就有学者对资本外逃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很多学者都建立了较为经典的理论。很多学者就资本外逃的原因和后果对其进行了定义。Kindleberger（1937）认为规避风险的不正常的资本外流即可视为资本外逃。^[1]Cuddington（1986）认为资本外逃的原因是出于投机。^[2]Dooley(1988)、Kim(1993)从规避管制的角度来阐述资本外逃这一概念。^[3][4]Tornell(1992)从资本外逃带来的福利损失进行定义。^[5]Ingo Walter（1985）从资本外逃违背了社会契约这个方面来定义。^[6]

出于不同的定义，学者们对于资本外逃的测量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总得来说可分为直接测量方法、间接测量方法、综合测量法。直接测量法主要根据国际收支平衡来进行测量，包括卡丁顿测量方法以及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的改进方法。间接测量方法是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四个项目的剩余部分来进行间接测量，包括世界银行法、摩根担保法、克莱因修正法等。综合测量法则是二者的结合，包括多利法、权益差额调整法。

关于资本外逃的测量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一直在调整与完善，但至今仍未得到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这一过程仍需要学者们做出更细致精确的努力。

近年来，学者们从更加具体、细微的角度来研究资本外逃。Yin-Wong Cheung、Sven Steinkamp 、Frank Westermann （2016）指出2007年后的中国资本外逃行为受到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包括汇率波动，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贸易摩擦的影响。^[7] Uchenna Efobi、Simplice Asongu（2016）指出当原本资本外逃规模很小时，恐怖主义的增加会最大限度地增加资本外逃的规模。^[8] Léonce Ndikumana证实了外部借贷对资本外逃有助力作用，以及进出口伪报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重要渠道，这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为明显。 ^[9]

国内学者对于资本外逃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在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上，也是在国外学者建立的经典测算方法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并测量。

宋文兵（1999）采用了间接法来测算资本外逃的规模，并区分了纯粹性和过渡性资本外逃。^[10] 韩继云（2000）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五种测算方法，并作出了评述。^[11]李庆云、田晓霞（2000）采用调整的世界银行余额法测算1982-1999年的资本外逃规模。^[12] 任惠（2001）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我国1997-1999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测算。^[13] 吴少新、马勇（2005）采用经过调整的世界银行法来测算1988-2004年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14] 裴平、郭永济（2014）考虑了在贸易伪报情况下来测量2001-2011年的资本外逃规模。^[15] 漆若诗、张夏华（2014）采用了修正的世界银行法，对1987-2011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量。^[16]

由于各学者对于资本外逃定义的不同理解，对于测算方法进行了不同调整，其测算结果都或多或少有些差异。

在探究影响资本外逃规模的因素上，国内学者提及了汇率这一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