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及意义
研究目的与意义：

城镇化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如何发展以达到和谐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随着加速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在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建设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新型城镇化步伐，这是为了保证城镇化进程稳步前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这一新形势下，研究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的U型曲线关系即城镇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拐点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我国当前去金融杠杆这一重要背景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以使经济能保持更好地增长。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结论目前分文“S”型和“U”型两种。对于第一类，城镇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城镇化率低于10%）、起步阶段（城镇化率在10%-30%）和后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70%）。一些学者，如Northam（1975）认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率间正向互动的关系可用“S”型曲线。而对于“U”型曲线的观点则分为正“U”型和倒“U”型两类。一些学者，如Poelhekke（2011），Fox（2012）对非洲、拉丁美洲等较落后国家呈现出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的现象用正“U”型曲线进行了解释。这些国家或是政局动荡不安，或是工业发展落后甚至农业生产条件恶劣，或是贫富分化严重，由此当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后，经济反而呈现负增长。倒“U”型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Henderson（2002），Timmins（2006）提出，当城镇化率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和质量下降导致人们陆续逃离城市，出现“逆城市化”。Henderson（2000）研究发展中国家得出结论，一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间相关系数高达0.85。Bertinelli and Strobl（2003）利用半参数估计法对39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镇集中度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Herrmann and Khan（2008）指出，一国城镇化水平必须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城镇化就无法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如消费、收入和就业产生促进作用。Tamang（2013）通过对14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发达国家1961-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样本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影响，并且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国家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繁荣。而近几年国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开始倾向于新兴国家与城市、新兴行业等，如其影响因素和其对社会文化等的作用，如Batara Surya（2016）发现在城镇化进程和空间分布是社会改变的的决定因素，在马来海峡区域新兴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在当地和外来移民间发挥着不同作用。Juan Pablo Chauvin, Edward Glaeser, Yueran Ma, Kristina Tobio（2016）以巴西、中国、印度和美国为对象，对城镇化在穷国和富国间的区别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有不同的特点，但最终推动城镇化成功推进的因素大体相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两者之间的促进关系。如，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地区存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荣学和解洪涛（2010）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处于中下初始水平的省份，城镇化率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关系。朱孔来等（2011）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经济增长就增加7.1%。另一类则探讨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比如，蒋锐和沈坤荣（2007）发现，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先作用于要素积累与结构变革。沈凌和田国强（2009）利用两部门模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基尼系数确定的条件下发现，人口的城镇化远比仅增加农民收入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王婷（2013）对我国各省份1996-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投资传导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不会推动消费增长。孙祁祥等（2013）认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包括规模经济、要素积聚、专业分工和创新中介等，但如果城镇化过度或“弱质”则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马勇、李振（2016）基于143个国家1983-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城镇化率达到60%-63%时，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拐点，并提出建议应尽可能争取在“拐点”到来之前完成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深化改革，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稳健的金融体系来抵御可能出现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城镇化率与金融杠杆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同时有关金融杠杆方面的研究中，马勇、李振（2016）指出，城镇化和金融杠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杠杆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金融杠杆位于合理水平时，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马勇、田拓等（2016）指出，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会明显增加。金融杠杆波动程度的加大不仅会危害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由此，他们提出了制定相关政策的启示：首先，应防患未然，前瞻性地加强金融杠杆的宏观管理，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杠杆化的倾向。其次，在“被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平滑操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杠杆急速下降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徐高（2016）认为，要客观对待去杠杆，能对会产生风险的高杠杆进行仔细识别。对债务率问题既要充分吸取国际经验，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造成的问题，也要寻找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逐步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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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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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目标：

通过前文所述可知，目前对城镇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促进或抑制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有过，但是还不算太成熟，具体体现在没有将城镇化与金融杠杆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在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数学关系的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本文基于世界上105个国家和地区1985-2015年的GDP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GMM回归分析法考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新之处在于紧密结合我国当前形势——除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以外，还有去杠杆这一经济新常态来提出应对举措。因此本文在得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后，结合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重点考虑到金融杠杆在内的对策与建议以使经济达到较好的增长。

框架结构如下：

第1章 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