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定义：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都是重点服务对象。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并着力为小微企业、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如今，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强调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普惠金融中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思想层出不穷，普惠金融已经走向数字化时代。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中提出“积极引导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国际方面，《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也强调“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进一步丰富了金融的内涵和外延，代表着新经济、新时代金融的重要发展方向。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影响因素，探求相关效应，从而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对促进我国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尤为重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文献综述

在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王婧、吴国辉（2013）提出，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涵盖了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金融调控等方面。其中，政府的金融调控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现，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等。陆凤芝、黄永兴和徐鹏（2017）从经济（人均GDP）、社会（城镇人口密度、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文化（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占比）、地理（等级公路密度、地区人口密度）四方面进行考虑，验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而将范围缩小到数字普惠金融，在传统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主要加入了互联网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吴金旺、郭福春和顾洲一（2018）基于2011-2015年我国省域短面板数据，引入空间因素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讨论互联网 指数、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消费水平对其的影响。葛和平、朱卉雯（2018）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因素、金融意识、城乡收入差距、互联网使用情况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效应方面，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减贫效应，且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传统的普惠金融进行的研究，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效应的研究较少。

在经济增长效应上，刘亦文，丁李平，李毅，胡宗义（2018）认为普惠金融能缓解金融排斥，促进经济增长，并建立模型，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双门槛效应。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陈婵姹，岳玉珠（2018）将消费、投资以及净出口视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路径，且研究结果表明发现不同地区各因素具有不同的中介效应。郝云平，雷汉云（2018）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集聚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呈现三次曲线的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及促进作用略有差异。

国内学者对普惠金融进行减贫效应研究时，对贫困水平的量化没有统一的标准，文献中衡量减贫水平的量包括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比值等。马彧菲、杜朝运（2017）用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来反映贫困减缓的情况，得到普惠金融有利于减缓贫困的结论；卢盼盼、张长全 （2017）用贫困发生率来量化贫困水平，利用GMM估计方法证实了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部分国内学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同时也说明了其减贫效应。宋晓玲（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发挥减贫效应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她运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实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梁双陆、刘培培（2018）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且对城乡收入的收敛效应存在教育门槛，呈现区域性差异。张贺、白钦先（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三大功能: 基础功能、主导功能、衍生功能对应三大收敛效应: 包容效应、减贫效应、增长效应，同时，他们构建面板线性回归、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国外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