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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是否会减少贫困？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证据

M.Shabri Abd.Majid amp; Sovia Dewi amp; Aliasuddin amp; Salina H.Kassim

摘要：本文通过提供关于1980-2014年期间印度尼西亚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为文献做出了贡献。金融发展是否会减少贫困，这个问题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尽管印度尼西亚的金融部门快速增长，但是它的贫困率依然很高。本文用协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方法来检验金融部门发展与贫困之间的长期关系，用基于VECM方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得出可靠的结果时，我们调查了两个模型，每个模型使用金融部门增长的不同指标，即货币供应量（M2），国内信贷与私营部门的比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该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金融部门，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而在短期内，金融部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本文建议在努力减少贫困时，政府应侧重于促进将金融部门的资金引入特定的人口群体，以确保信贷的公平可及性，特别是对于印度尼西亚的低收入群体。

关键词：金融发展；扶贫；多元因果关系；ARDL；VECM；印度尼西亚

一、引言

虽然金融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对金融部门发展与实际收入之间联系的深入调查仍然相对较少。金融发展能否提高实际收入，从而导致贫困减少的问题一直是激烈辩论的主题（Bittencourt 2009; Moreno 2011; Uddin et等人2014; Devarajan 等人2015），并且这个方面的文献相对稀缺，尚未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减贫被认为是大多数国家发展计划的主要议程之一。托达罗（1997）强调，贫困肯定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不总是能改善穷人的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2014年）报告说，全球有12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2％）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随着生活费用的增加，将贫困线增加每天到2.50美元将使全球贫困率大幅上升至约50％，即27亿人，这表明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即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口被归类为穷人。

关于金融发展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贫困率居高不下的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或BPS）的数据，2014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数为10.96%。2004年到2009年年间，贫困率下降了1.27%-1.78%; 然而，自2010年以来，减贫仅在0.4%-0.8%的范围内放缓。虽然贫困率普遍呈下降趋势，但并未伴随着更好的收入分配。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0.37增加到2014年的0.41，反映出该国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已经扩大。

此外，截止到2015年，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确定的重要减贫目标一个都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继续努力消除贫困，目标是到2030年结束极端贫困。Bappenas（2014）发现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仍然高达11.47％，大大高于7.55％的目标，如果存在有效的资源调动，特别是财政资源支持，各种扶贫方案预计会更有效，金融部门的健康发展将吸引这些资源，并使金融资本能够有效地分配给应得的经济单位，而不论其信誉水平如何。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金融部门的格局，公众对可用和适合的金融产品的知识和认识非常重要。金融部门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扩大客户范围，从而有助于改善金融包容性，特别是在社会低收入阶层。

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对于通过金融部门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至关重要。金融部门动员储蓄并将其引导到需要通过信贷的各方，从而通过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成为实际部门增长的火车头。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证实了金融部门消除贫困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证明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够降低贫困程度的（例如，参见Odhiambo 2010； Ho和Odhiambo 2011； Moreno 2011； Dhrifi 2014； Uddin等人2014； Shahbaz和Loganathan 2014;；Akinboade和Kinfack 2014;；Abosedra等人2015；以及Miled和Rejeb 2015）。

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中介正在由各种类型的机构进行，包括银行和非银行机构，资本市场，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典当行。货币供应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2009年的21.41％增长到2013年的37.3％，表明金融部门增长强劲。同样，金融部门增长的另一个指标，即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也表现出令人鼓舞的表现，从2009年的36.96％上升到2013年的45.64％。然而，关于金融部门增长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下，一直微不足道。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专门解决金融部门增长是否有助于印度尼西亚扶贫问题，重点关注金融发展与贫困之间关系的深入调查，填补文献空白。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够为政策制定者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战略以应对印度尼西亚的贫困问题。

本研究的其余部分概述如下：“金融部门 - 贫困关系：文献综述”部分提供有关金融发展 - 贫困关系的精选文献综述。“数据和实证框架”部分解释了数据并突出了数据将被分析的经验框架。“调查结果和讨论”部分提供了结果和讨论。最后，“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通过提供调查结果的建议和含义来结束本文。

二、金融部门 - 贫困关系：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部门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没有定论。一些研究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可以有助于减少贫困。例如，Jalilian和Kirkpatrick（2005）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可以增加穷人获得官方融资的机会，以克服金融市场的失败，这通常会排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穷人向穷人借钱的成本。意识到穷人面临各种信贷约束问题，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DFID 2004）所采取的具体金融部门发展努力使贫困社区开始储蓄，使他们能够开展微型企业。这样可以更广泛地获得金融服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实际收入，最终减少贫困。此外，金融部门发展的影响将能够渗透到穷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并确保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因此，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的联系直接影响到穷人的生活水平。

Odhiambo（2009年）在南非进行的研究证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为减少贫困做出了积极贡献。Honohan（2004）强调了这项研究的结果，他们得出结论，银行提供的私营部门信贷比例增加10％，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降低了2.5％至3％。更一般地说，Dhrifi（2014）发现，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增加。亚洲地区的研究找到了关于金融部门发展与减贫之间密切关系的支持性证据（例如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 Ellahi 2011; Khan等人2012; Uddin和Sjo 2013,2014; Abosedra等人2015; Shahbaz 2009; Shahbaz和Loganathan 2014以及Moreno 2011）。

在孟加拉国，Uddin等人（2012）基于197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了金融部门与该国扶贫之间的双向关系。随后，Uddin等人（2014年）研究了金融部门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金融部门与减贫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孟加拉国的贫困。在埃及，Abosedra等人（2015年）发现当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被用作金融部门发展的代表时，金融部门的发展减少了贫困。金融部门是穷人扩大获得金融服务的直接渠道。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助于减少贫困，因为更多的经济单位能够获得信贷，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活动。Shahbaz和Loganathan（2014年）在伊朗背景下的研究发现，长期金融部门的发展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因为金融部门的增长为穷人提供了更便宜的融资渠道，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加有利。尤其是对于穷人来说，通过通货膨胀和全球化衡量的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够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项依赖ARDL技术统计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VECM的研究强调了在伊朗发展金融业的必要性，因为它可以减少贫富差距，同时为企业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在秘鲁的研究中，Beck等人（2007）使用1960年至2005年期间的数据研究了金融、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广义矩量法（GMM）的方法，研究发现积极的金融部门发展对减贫的影响可能有助于降低该国的收入不平等。通过有效地向穷人提供资金，金融部门的发展可能会使总体增长率增加60％，同时将收入不平等减少40％。尽管如此，该研究还未能解释和辨别金融部门发展与贫困状况之间短期和长期关系的性质。与Beck（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Uddin等（2014年）研究了孟加拉国金融部门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基于1975-2011年期间并利用ARDL的方法，发现金融部门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长期关系是显着的。此外，该研究记录了金融部门与扶贫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表明金融部门领导减贫，反之亦然。同时他们在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也发现了双向因果关系。

Dhrifi（2014）对22个低收入国家，37个中等收入国家和30个高收入国家进行了一项关于金融部门发展以及经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研究。他们用同时方程建模技术来解释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衡量经济增长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以及衡量贫困状况和基础设施质量的每100个客户的电话线数量，以及M2与GDP的比率，国内信贷与私营部门对GDP的比率，以及银行业提供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GDP和收入不平等与降低贫困率有着正相关关系，而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贫困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与金融部门的发展对减贫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一经济理论相反。金融部门对贫困的负面影响有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低收入国家的金融部门仍然拥有有限的融资渠道，从长远来看，它将降低为当地信贷融资的能力。 第二，缺乏创新的金融工具主要针对非正规部门。

此外，Miled和Rejeb（2015）研究了特定融资方式即减贫中小额信贷的重要性。该研究调查了4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2000 -2005年期间596个小额供资机构，以及2006 -2011年期间57个发展中国家和1132个小额供资机构。 这项研究表明，拥有小额信贷机构的国家的贫困水平往往较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 因此，贫穷国家需要加强小额信贷在减轻贫困方面的作用。Akinboade和Kinfack（2014）利用VECM技术，利用1970-2010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南非家庭支出与金融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家庭食品支出，人均收入和金融部门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同时，该研究还记录了在短期内，家庭教育支出的人均收入和国内信贷的比例大大减少了教育支出。改善获得私营部门信贷的机会导致南非人均收入和健康支出增加。在印度尼西亚的背景下，Maryanto（2013）记录了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从而降低了该国的贫困水平。基于2000-2010年期间的季度数据和VECM方法，该研究发现金融部门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从而支持了印度尼西亚供应主导的假设。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很高，但关于金融部门增长与该国减贫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可靠的分析来填补印度尼西亚金融部门和贫困方面的差距，这些变量的数据跨度比Maryanto（2013年）研究的更长，覆盖从1980年到2014年的数据。

三、数据和实证框架

本研究使用1980-2014年期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自印度尼西亚经济和金融统计局，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2008-2015），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印度尼西亚银行2015），世界银行（2015）数据库，伊斯兰国家统计以及经济和社会研究与培训中心（2015）。

在这项研究中，贫困（LPOV）是通过印尼盾（IDR）中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的。金融部门（FD）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即货币供应量的自然对数（M2）和国内信贷与私营部门（CR）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最后，经济增长（LPDB）以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一般多元回归模型：

由于M2的自然对数的两个代理和国内信贷与私营部门（CR）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被用于本研究中以测量FD，方程（1）可以进一步重写如下：

在进一步分析数据之前，使用ADF和PP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从而得出可靠的结果。 在确认所有数据都是平稳性后，下一步是使用ARDL协整方法检验金融部门与贫困之间的长期均衡。根据Samargandi（2014）等人的说法，由于经济理论在当时的动态变化，ARDL模型在经验经济分析中非常有用。 此外，ARDL的使用有几个优点，（1）它可用于估计变量，或者积分零阶，I（0），积分一阶，I（1）或分数积分（Pesaran 1997，Bahmani-Oskooee和Ng 2002），因此它避免了由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引起的问题（Laurenceson和Chai 2003）；（2）在一般到特定的建模框架中捕获数据生成过程需要足够数量的滞后（Laurenceson and Chai 2003）；（3）它可以产生内生性和无偏估计系数；（4）对于较小样本量的协整分析，其发现是一致且稳健的。 由于我们的研究样本量很小，这为采用ARDL方法提供了更多动力。

此外，动态误差校正模型（ECM）可以通过简单的线性变换从ARDL中导出（Banerjee等，1993）。在其模型中，ECM集成了短期和长期均衡，而不会丢失长期信息。 因此，等式（2）的ARDL模型表示可以重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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