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BMI数据分析开题报告

2023-02-21 18:29:11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食品消费是居民生活最基本的消费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在消费增长中，食品消费水平及结构升级在扩大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是主导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力。食品消费结构是农业生产调整和食品安全等重大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食品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对农产品生产供给格局和农业资源利用的影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追求日益精进。BMI作为国际通用于居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切实反映居民的饮食结构变化和参与体育锻炼等情况。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必定会对BMI数据产生较大影响。在居民消费中，BMI会对居民的食品消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影响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从BMI角度来分析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居民对食品消费目的性的变化。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文章意在讨论农村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基于BMI数据进行分析。查阅相关资料，通过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食品消费结构对BMI指数的影响这三点，来分析文章所提起得问题。重点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收入的增长的内在联系，以BMI数据作为桥梁，收入增长和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产生怎样影响。

拟解决问题：本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BMI数据的变化来反应收入增加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对解释变量的定义是否符合逻辑，这个变化如何通过数学模型真实的反映出来，数学模型的建立是否符合与事物发展相一致。

写作提纲：拟在写作的过程中，先进行国内外的研究的汇总，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而后建立适当的数据模型，对数据模型中出现的解释变量进行说明，再就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检验，来验证结论的正确性，并就结果进行发散，将模型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人通过实证分析，聚焦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转变的问题，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在1990-1993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粮食仍然是必需品，肉类和禽蛋类从奢侈品逐步转变为必需品，水产品仍是奢侈品的存在（DongFengxia amp;Fuller,Fran H,2004）。也有人通过LA/AIDS模型中嵌入一个时间路径，关注于各种产品的需求弹性变化，得到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食品结构的转变期间为1984-1987年间，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相吻合;肉类的食品支出弹性变化较大，肉类从奢侈品转变成了必需品;四种主粮之间的交叉价格弹性为正值，说明四种主粮间存在替代关系；肉类、禽蛋类和水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值为负，他们三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标志着从过去的主粮替代时期逐步变成了主副食替代时期（王志刚，许前军，2012）。除了收入和价格外，影响肉类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还有健康需求、广告宣传、农产品供给、妇女就业率以及政府支持政策等。国外对此相关的研究较多。人们会因为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对白肉（鱼肉、鸡肉等）的消费，减少对红肉（猪肉、牛肉等）的消费（Chavans，1983）。提出“健康需求”是造成美国肉类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对需求结构影响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化（Kinnucan等，1997）。此外，有人发现人口增长、妇女就业率以及相关的政府支持政策等（Chalfant，Alston，1988）。也有人指出肉类广告的宣传增加了肉类的消费（Rickertsen，1996）。也有人强调鸡肉市场的便利性是促使鸡肉消费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Eales，Unneveher，1988）。同时也指出，肉类供给的变动会通过需求价格内生化来影响需求结构的转变（Eales，Unneveher，1993）（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收入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就收入如何影响食品消费结构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有人通过在家庭规模，户主文化程度，户主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等方面来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方式的决策，恩格尔系数呈非线性的特征，不同收入对食品的品质和档次的差异明显以致于消费结构与支出弹性有明显差异（张明杨，章棋，2015）。也有通过城乡发展差异较大的中部地区数据进行研究，由收入差异引起的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得出提高收入就能影响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杨雪，王菲，冯念青和尹新丹，2018）。也有针对吉林省农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对各个主要消费食品的消费进行分析，得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粮食蔬菜需求减少，植物油及蛋类消费趋于稳定；肉禽类、水产品、奶制品水果等需求上升（杨双，周洋等，2014）。有人通过使用1995-2010年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数据，针对不同的收入的人群的食品消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着收入的增长粮食消费趋于下降，蔬菜与高收入人群已经是必需品，但对于中低收入人群仍是奢侈品，相比之下，肉禽蛋类已经成为了饮食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凡，陆迂，同海梅，孙小丽，2013）。也有人分析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发现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食品的消费比重迅速下降（顾严，2003）。有人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开始失去平衡，且正在偏离以谷物为主的东方饮食模式，并且由此引出的营养过剩问题也日渐严重（朱高林，2006）。有研究指出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在外饮食支出不断提高；未来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更趋于营养化、多样化、方便化和安全化。（吴林海、郭娟，2010）（三）食品消费结构对BMI指数的影响BMI指数即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又称体重指数，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当我们需要比较及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的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BMI值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指标。食品消费结构即饮食结构的变化必定会影响到BMI数据的变化。学者对于饮食结构如何影响BMI指数有许多深入的分析研究。有研究表明对于收入引致的畜肉类食物消费增量于身体质量指数（BMI）增量之间显著呈正相关系，有助于解释70年代生人的超重和肥胖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的现象（程力超，2009）。有研究表明在各类食物中，肉类食品和膨化食品摄入频率高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关系密切相关，而常吃腌制食品的青年的BMI则较低（陶秀娟等，2017）。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就食品消费结构化及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都是在食品消费量，家庭结构特征，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角度等其他角度进行探讨。对于食品消费结构对健康影响大部分只针对了肥胖这一现象，并不针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变化情况。对于收入变化引起的食品消费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农村居民个体健康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用BMI数据代表居民的健康变化，这个系数可以很好的表示农村居民是如何从“要吃饱”变成“要吃好”再到要吃的健康这一转变过程。从而可以具象化农村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再到食品消费结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底前——完成选题工作，本论文题目已选定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饮食消费结构的关系 -基于bmi数据所作分析》

2．2022年1月底前——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

3．2022年4月中旬——完成论文初稿以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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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文献

5. 参考文献:[1]Alston J M,Chalfant J A.1993，The Silence of the Lambdas:A Test of the Almost Ideal and Rotterdam Model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6, 781-793[2]Chavas, J. P.，1983，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Demand for Meat[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65,148-153 Dong,Fengxia,Fuller,Frank H. . 2004 Testing For Separabi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ood Demand. [3]Eales,J.S and I.J.Unnevehr,1988,Demand for Beef and Chicken Products; Separabi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J],American Journe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75,259-268. [4] Eales,J.S and I.J.Unnevehr,1993,Simultane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U.S. Meat Demand[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75,259-268[5]Kinnucan,H., H.Xiao, C. Hsia, D. Jackson,1997, Effects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Generic Advertising on U.S. Meat Demand[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79,13-23.[6]Ricketson K, 1996,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Demand for Meat and Fish in Norway[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3,316-330[7]程立超.食品消费的代际差异——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9(07):26-35.[8]顾严.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析[J].中国物价,2003(11):53-57[9]梁凡，陆迁，同海梅，孙小丽．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Ｊ］．消费经济，2013，29（03）：22-26.[10]陶秀娟,杨建军,范彦娜,蔡慧珍,赵燚,高清菡,瓦晓霞.宁夏儿童青少年BMI腰围与食物消费体力活动的相关性[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01):13-16 20.[11]王志刚,许前军.探索农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规律——一个嵌入时间路径的LA/AIDS模型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29(01):50-64.[12]吴林海,郭娟.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演化轨迹与未来需求趋势[J]．湖湘论坛，2010(3)：66-71[13]杨双,周洋,舒坤良,王洪丽,徐晓红,王洪民.吉林省农村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J].吉林农业科学,2014,39(05):90-92.[14]杨雪,王菲,冯念青,尹新丹.我国中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8,35(03):19-23.[15]尹碧波,李娜.湖南省城镇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18,34(04):34-40.[16]张明杨,章棋.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研究——一个解决支出约束和嵌入人口统计学特征的QUAIDS模型的应用[J].消费经济,2015,31(06):27-33 7.[17]钟甫宁,向晶.城镇化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基于热量消费视角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01):4-10.[18]朱高林.中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基本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6(1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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