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摘要：在西学的影响下，“国学”的研究出现了复兴，在现代思想的神圣性被消除后，它由“中心”转向“边缘”。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一股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产性、社会性的“关系”与和谐的“整体”，以及中国人控制自己命运的努力。传统文化围绕着“人”的思想展开，这是儒家“仁”思想的生动体现。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在外力的作用下的民族的转化和超越，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根源。但这只能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逐步深入才能实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命运；国家兴衰；自我意识

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学”已成为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但人们对于为何如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传统文化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本文通过对其基本概念、特点和内在矛盾的探讨，特别是针对儒家思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探讨它的现代命运和使命。借用古人的说法：“周朝虽是一个古老的朝代，但却获得了新的使命”，本文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有着古老的生命力，但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当代的文化意识和学习意识。

二、“中国传统文化”一词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国学”是一个笼统的，模糊的和灵活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以秦以前的经典为基础，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概念体系，人们可能仍不清楚其确切含义。二十世纪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和性质的研究和争论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现象变得沉默起来。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旧的回顾材料带来新的见解，让我们看一看。众所周知，19世纪时，由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显得混乱和迂腐无用。特别是在中国的北部海域的海军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传统文化越显得过时和无用的，提倡创新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在1898年改革运动的影响下，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权威，失去了制度基础，迅速从“中心”地位撤退到“边缘”。袁世凯等保皇派企图把“儒学”作为一个国家的宗教，但这只能导致群众对儒学产生更大的反感。1919 年五四运动所指的“儒教”，不过是历代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圣殿”。它不再包含真正的儒家精神，而是“在悲剧中深深地困住了儒学”。

然而，传统文化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关。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欧洲显然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多民族国家和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社区。传统文化是对这样一个群体的反映、理解和表达，是这种文化的中心。在观念上和精神上孕育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怎么会因为暂时的困境而遭到排斥和抛弃呢？学者们站了起来，纷纷呼吁拯救，提倡文化学习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在这场运动中，有人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中国人的“本土”文化。他们呼吁复兴，以便保持土著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培养民族自尊心和信心。他们打算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承认和重视，以便延续传统，为国家在思想、知识和精神上的生存和复兴做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以科学的“批判态度”来研究“国学”，他们的目的是“研究问题，引进科学原理，整理民族遗产，重新创造文明”。然而，“国学”等同于“民族文化”，这说明中国本土的文化不仅失去了思想上的神圣性，而且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新知识相比，也变得过时了。后者能够为中国人提供新的框架和坐标来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前者则不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与西方学科分化的实践引进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不同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和哲学，传统文化逐渐解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消失，失去了它的作用。事实上，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们有增强自己的意识和野心，承担社会责任，为整个国家着想，为正义而献身。伟大的仁人志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改革和革命，是儒家“仁政”精神的体现和发展。此外，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以中国学习为媒介，以使中国人理解，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似甚至共识。在西方文化和当代环境的冲击下产生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必须利用现有的汉语学术资源，延续中国文化的传统。古人留下的中国文学、历史知识和许多基本的生活哲学，继续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发挥熏陶和培养的作用，以保持相对正常的社会秩序。

然而，许多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学者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批判，甚至持有消极的态度。这部分是因为传统意识强大和顽固，强迫他们使用策略的“矫枉过正”。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都相信，这种文化已经成为过时的和有毒的，因而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他们受到这种文化的严重伤害，不忍看到他们的后代遭受另一场这样的灾难。一方面，它表明，这些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文化意识：他们认识的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特点，即“封建”思想，进而主张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他们主张一个二元论的态度，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保守和渐进，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片面的，具有强烈的自我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面临着一个悖论。但要解决这一矛盾，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必须经历一场长期的、艰苦的革命，即思想上的文化革命和物质的生存。一旦人们拒绝或肢解最自觉和理性的部分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它将加速传统文化的衰落，严重阻碍新文化的出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陆，已经有大量相关的情形出现。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现代化已成为最明显的现实，现代和传统都提升到实证层面。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思想，有助于中国的现代转型吗，能够适应现代性吗？它有助于为现代社会秩序的确立提供深刻的理论解答和解释，从而维护传统思想文化的“生命线”吗？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才能使传统传统文化重获生机，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有效资源。

三、传统的文化学习一般都是从秦前期进行的，一般认为秦前思想家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如此，要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就必须对中华文明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农业文明的一般性质（如与自然相适应、对经验的依赖）以及自身的特点。其最突出的特点是：（1）强调补充生产和社会的“关系”的人，与和谐的“整体”；（2）努力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这样的关系和整体性，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这样的特点有点矛盾，很容易导致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和融合问题，但也可以为改革提供一个理由，跟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仰韶和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表明，在从母系社会到父系，从史前时代到民国的时代，中华文明有一定的特点：基于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整体的宗族结构。家族的划分、财产的不平等、利益的冲突并没有破坏宗族结构或宗法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即使在阶级形成之后，社会仍然保持其统一性或整体性。尧，舜，禹，当选“皇帝”为人民谋福祉，不仅要建立机构和协调的部落，也需要引导人们抵御干旱、洪水、组织生产。之后，启视“全国家庭占有”，一方面，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被世袭君主政体所取代；另一方面，血缘与宗法关系渗透到政治和国家，形成了一个宗法社会，结合了国家权威和族权。商朝的君主相信一个绝对的“天命”，而商朝的灭亡则使周朝的领导人意识到“天命不恒”，因此他们意识到“危机”：从商朝吸取教训，那么天命就不会改变。由于他们的危机意识，周朝的统治者对天命的任务有了一定的了解，关于“美德”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时候统治者的政治便和道德的活动有关。上天的使命确实神秘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但这种命运不过是上帝要求他们承担的使命而已。只要他们以谨慎勤奋的态度做好工作，上帝就会以新的任务和新的前途来支持他们。这就是意味着，“西周有一个新的任务，虽然它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上天的任务表现为人民的命运和使命，以及他们的信仰和希望。从传说中的三皇到五帝，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显示出多个共同品质。他们完成了自我反思的过程，从“天”到“人”：“人是万物之灵”。而君主也有需要遵守的人的“心”。它还发展了辩证法的概念，如乾和坤，“阴阳”互动作为统治者和下属协作互动的指导，寻求“多种形式并存的道，没有冲突的最高目标，一切都孕育在一起没有伤害。”诗，书，礼，乐和易经，这是西周的官方文学，体现生命的经验，知识，情感，古人的智慧和理想，因而被奉为经典的前秦思想典籍。

孔子是对上述文献进行系统整理、阐释、传播和继承的关键人物，尽管他也有秦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明显的，孔子不是仅仅重复而是创造：回顾礼乐形式从夏代到商代的变化，然后从商代至西周，他把一如既往的或变化的重要结论，要么减少或增加；然后，他以“仁”为基本概念，做了阐述与改进，在许多方面，勤加练习。这一切的背后的精神动力是危机和使命意识，孔子认为当时“礼崩乐坏”。孔子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因此他致力于复兴西周礼乐文化。涂伟明说，孔子惋惜周王朝的文化传统的崩溃，并渴望过去的礼乐制度的恢复。这不是复古的倒退，而是对中华民族自商朝以来创造的文明的一种断言，期望这种文明能够继续下去。儒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关注现在和未来，并且乐观向上。

创立儒家，孔子的目的是阐述和实践“仁道”。孔子并没有把“道德”定义为“仁”，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解释。他从各种各样的阐述，以自己为例，可见，儒家认为“仁”是作为一个人自我意识和道德文化的反思，它源于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启发“一个人的美德”，及已与他人的关系，从近到远，成为一个“仁爱”的人。“仁”不是对人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对他人的信任、尊重和无私，使每个人都过上一种文明的小康生活。“仁”直接促成了“礼”礼（仪式和礼节），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孔子开始强调“礼”的意义，以确保“仁”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作为他的接班人，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展“仁”的教学理论，并且主要推广其外在的方面，即礼乐政治成就。这两个因素在儒家思想中引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可以说，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既实用又理想，不是“为学而学”，“学”是为“人”而设的：“人”是“为己”，其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充满仁爱和人文关怀的生活。儒学以前最突出的特点是“为人而学”。

尽管秦王朝以前很注重文化，但儒学并不是当代统治者的最爱，在秦王朝时期，它受到了残酷的压迫。在汉武帝董仲舒等人的影响下，儒家思想成为“杂儒”，一种新儒学，以儒学为主，融入道教，阴阳家。正是这种融合提供了合法性的帝国政权的建立。六经为儒家经典，它们的著作被认为是孔子。随着经学博士建立（对于儒家经学的学术职位），汉代创立了学者型官员选拔的科举制度，儒家思想结合专制政治制度，它的学习与研究成为正式职业，关系着名誉和物质利益。儒家思想因此能够在政治制度中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失去了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的大部分。后来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神秘主义等问题。儒学与专制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众所周知，秦王朝的郡县制的发明并不是因为儒家，而是法家。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那时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是帝国制度，2000多年来，一直对政治发挥有效的“装饰”作用。公平地说，这种作用也是儒家学说本身的产物。中国秦、汉两代的政治制度，以及儒学本身，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前者涉及权力关系，后者极为实用，而后者则涉及概念关系，具有鲜明的理想特征。一方面，一个拥有大量小农和农民的社会必然会产生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集团，以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团结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正如一个农民的理想是成为地主，皇帝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主而已。根据中国社会的上述特点，这位最大的地主也是一位大主教。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剥削者；他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领导者。他们彼此对立，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文化整体。事实上，儒家推崇“仁义”和“礼乐”，因为它们对于农业生活和宗族的关系维护了理想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是根本一个文明，它要求君臣、父子需要遵守“礼”。然而，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不同于血缘的父亲和儿子之间，而他们抹杀了这种差异。因此，“忠”和“孝”的礼仪在实践中是过分的“忠”和“孝”。君主使用新儒家概念的“忠”和“孝”来维持其统治。

儒家提倡“以民为中心”和“仁政”，坚持“守道而非君”的观念，而“道”只是一个概念，而“君主”则是一种权力至上的制度化存在。“道”这个概念如何限制君主。事实上，只要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君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代表的等级之间的矛盾和互补关系仍然存在。儒学的历史合法性与中国传统制度的不合理是扎根于此，如果他只看到其中的一方面就是片面的。儒家思想强调一个方面，即君主是民族文化的代表，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它对专制的批评大多是内部的批评。然而，儒家的教化和陶冶情操的作用，起到了为国家保持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包括帝国的专制统治。事实上，虽然已经制度化，但不完全僵化。一方面，儒学在形式和具体内容上产生了变化和发展，因为它必须对其他本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影响和挑战作出反应；另一方面，人们在学术界的传播和研究保持了儒学的传统。因此，儒家思想得以生存，虽然制度化的儒学在帝国统治崩溃后被终止了。因此，不以任何批评的方式对儒家进行辩护，或者因为“装饰”政治而完全忽视儒家思想，两者都是不恰当的。

当然，中国的文化并不完全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有学说之间的争论和更迭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晋代以来，中国思想一直以儒释道为主。这三种学说各有各的力量，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在理论精神和超越，儒家不如佛教和道教；但就其对人和持久的关注，儒学大大超过其他两家。许多学者往往开始接触佛教、道教，最后选择儒家思想，他们拒绝精神错觉：他们认识到佛教和道教采用无我，空虚和清静，消除自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想法，并拓宽他们的视野。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自己的“世俗”职业具有“超然”的无畏精神。这表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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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naiss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earning, there was a revival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t move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after its ideological sanctity was eliminated in modern time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s still a vital force, howev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the productiv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harmonious “who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efforts to control their own fat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revolves around the idea of “human being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which is the idea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If Chinarsquo;s modernization is no more tha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n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orce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would be able—through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enevolence—to become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ource for Chinese people. But this can only occur through sufficient awareness of culture and learning.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Confucianism, destiny, worry and delight for the sake of the whole country, self-consciousness

1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guo xue”(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but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why this is so.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nvolves many topics, and this essay can only choose one particular angle to discuss its modern destiny and mission by examining its fundamental concepts, characters and intrinsic contradictions, especially in Confucianism. Borrowing the ancient expression, “The Zhou dynasty has received a new mandate although it is an aged nat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has a similar vital force although it is ancien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ts vital force depends upon an awareness of culture and learning.

2

The term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emerg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e to Chinarsquo;s long history, vast territory, huge population, and the diversity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turns out to be a sweeping, ambiguous and flexible concept. Even when it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thinking and culture based on pre-Qin dynasty classics and centered on Confucianism, people may still disagree about its precise mea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of and debate over the content and qual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a. After that, the movement became silent for various reason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howev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 review of old materials brings new insights, so let us take a look.

As is well known, during the mid-19th century, marked by the Opium War in 1840,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enormous changes” and increasingly serious national crises. In such circumstances,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appeared useless, confusing and pedantic. Especially after Chinarsquo;s North Seas Navy was defeated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seemed even more obsolete and useless, and voices advocat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became louder and loude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was abolished in 1905. Soon after that, the dynastic rule, which had lasted more than 2,000 years in China, was overthrown to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especially Confucianism, which had been canonized by the authority, lost their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quickly retreate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Yuan Shikai and other royalists tried to trumpet “Confucianism” as a national religion, but that only led to greater antipathy against Confucianism among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ism” th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intended to bring down was no more than a “holy temple” built up by generations of rulers. It no longer contained the true Confucian spirit, but “trapped Confucius more deeply in the tragedy” (Lu 2005, pp. 327–328).

However, the destiny of Chinese learning was related to that of the whole nation.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states” in modern Europe, China was both a political entity of many ethnic groups and a cultural community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s a reflection,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such a community, and served as a center for this culture. How could the culture and learning that had conceptually and spiritually bred the whole nation be rejected and cast aside due to a temporary predicament? Scholars stood up in succession to call for the salvation, survival and continuance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culture and argued for its significance; other names which were no different from “Chinese learning,” inclu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national heritage,” “national quintessence” and even “national soul,” were put forward 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academia (Luo 2003, c.1 amp; 2). Some people resisted Western cultur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n this movement, but for most scholar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was simply an “indigenous”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called for its revival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an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us foster self-respect and confidence for the nation. They intende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to be recognized and regarded as it should be, so as to continue tradition and prepare for the survival and revival of the nation in thinking, knowledge and spiri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group of scholars with a modern consciousness called for studying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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