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中的人们——在动态和治疗性方面

原文作者 Raymond Battegay

摘要：作者在小组中区分了社会学-相互作用的（水平的)轴和心理-动机的(垂直的）轴，并从这些角度讨论了小组中的社会和心理动力学。在小组治疗中，描述了五个阶段：1）探索性接触、2）回归、3）宣泄、4）洞察力、5）社会学习。在医院环境中与大的诊断异质组的组心理治疗，小的诊断异质组，以及与患者亲属的小组讨论都被描述。此外，还关注经验性心理动力学组过程组（分析自我经验组），这为年轻的心理治疗师提供了机会，以深入了解这两组和在这个框架内刺激的精神动力学。小组治疗师的培训应包括学术研究、临床经验、个人心理治疗培训、经验组、联合治疗、专家监督下的小组治疗工作和理论培训。

关键词：小组工作； 社会动力学； 心理动力学；小组临床经验

作为理解人的功能的一种方式，精神物理学的二元论逐渐被抛弃，而对身体过程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是同一的认识也在稳步增长。然而，这种心身实体在许多层面和许多维度上不断地相互作用。它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von Bertalanffy，1974）。每一种认知和每一种情感都受到其他心理过程的影响。因此，整个“心理”功能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组成。

然而，对于理解治疗组更相关的是区分互动社会学，即横轴（显然是系统方法)和动机-心理，即垂直轴，其中个人的经验是决定性的，无论系统过程影响它(见图 1）。

社会学的过程

心理学的处理过程

图 1 方案：小组的不同方面

一、互动社会学（水平）轴

（一）交互式的系统

在每一组中，参与的个体都形成了一个交互式的网络。各成员之间的多方面、多维度的影响产生了一个高度密集的过程。这为成员提供了观察和体验治疗组的社会发展的机会。在一个几乎是实验性的框架中，成员们有机会发展和测试行为模式，以帮助他们在社会环境中认识自己。成员们互动的多样性造成了“现实的强度”的增加（Battegay，I960）。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这增加了他们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的成员的联系。

（二）社会规范与局外人的关系

人们在一个群体中互动的时间越长，就会形成越规范的态度和观点。在这方面，霍夫斯塔特（1957）谈到了群体中观点和行为模式的趋同。成员们就个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应该或不应该持有的观点和态度形成想法。有些参与者在适应这种社会规范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在使用相互作用的网络将自己融入小组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仍然保持着基本的失范(迪尔凯姆，1893;默顿，1957)，也就是说，对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没有反应，因为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利用小组系统来实现自己的自我实现。

在我们的心理治疗小组的经验中，特别是在混合团体中对不同患者的诊断，我们观察到边缘性患者的不信任、冲动和僵硬的防御，如分裂，往往比精神分裂症患者更难沉浸在小组互动中。总的来说，后者在治疗小组的初始阶段比他们在单独治疗中感觉更少受到威胁，因为在单独治疗中，他们被迫面对一个单独的治疗师。

边缘型患者往往保持沉默，因为一方面，他们无法与他们的同伴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太接近他们是一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斯通和古斯塔夫森（1982）强调，完全由边缘患者组成的小组，改变小组技巧的必要性，例如，处理小组成员的现实和他们原先的需求和焦虑。

（三）角色的差异化

规范化是小组中的一种趋势，而分化成不同的角色是另一种趋势。然而，角色可能通过服务于特定的小组功能而对规范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以下角色：和平缔造者、保守派、怀疑论者、批评者、积极的领袖、在幕后发挥非常明确影响力的“灰色权力”等等通常是可以识别的。换句话说，任何小组中的角色都是个人和小组或社会之间的桥梁(Dahrendorf，1964)。对集体小组的期望以及个人的特定倾向和欲望都反映在不同小组成员的社会角色上。对于任何给定的成员来说，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是他或她自己的个性和整个小组的表达和功能。例如，每个公司（即一种类型的集团）都有一个总裁，但任何给定的人如何执行这个角色将根据相关个人的特殊倾向而有所不同。然而，每个玩家仍然必须遵守由一套狭义的正式章程或不成文的“法律”颁布的规则。在治疗小组中，角色也是一种功能，一方面是对整体的期望，另一方面是个体成员的认知、影响和驱动。然而，自我倾向于分裂的患者(如边缘性自我)或自我长期分裂的患者(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以一致的方式对小组的期望做出反应，因此，他们将自己置于局外人的位置。由于他们不能扮演特定的角色，他们变得失范，只按照自己内心的幻想行事。

（四）最具互动性的个体位于层级的顶端

一个小组中的领导不应该处于一个上级的位置。相反，他或她应该是“中间的骄傲”，在同等人物中处于首位。如果领导者变得更具主导地位，那么小组中不再有角色差异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除了领导者以外的所有参与者都只是追随者，领导者可以对他们做任何他或她想做的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该组织的发展就有缺陷(Battegay, 1973)，并成为“小规模的暴民”。除了领导者之外，个体参与者不再认识到自己相对于小组的责任，也不准备承担差异化的角色。除了领导者之外，个体参与者不再认识到自己相对于小组的责任，也不准备承担不同的角色。相反，领导者承担着全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层次结构只包含两级:领导者和被领导的参与者。

这可能发生在任何类型的小组情况下，无论是组织，治疗小组，还是学校的班级。例如，老师应该注意任何一个班级成员，甚至他自己，都不能总是表现出相同的领导行为。小组成员都应该有机会采取主动并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小组心理治疗中，领导者必须注意不要采取一种命令式的氛围，而是要专注于小组，不管他可能使用哪种特定的方法。领导应不时地帮助各小组成员自己承担领导或辅助治疗师等角色。因此，在这样一个小组中，领导者的功能主要是监督，当小组成员迷失在不断变化或无关的主题中时，刺激和关注他们。

二、动机-心理（垂直）轴

如前所述，这一观点主要集中于主观体验上。这种小组不作为一个个单独的实体存在。而是存在于一个共享的小组情境下，这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唤起每个参与者都有的感觉。有人可能会说，对于每一个成员来说，其他小组参与者都成为了他或她自我意识的延伸(例如，自我表征、自我感觉或自恋)。自我被扩大到包括其他成员。然而，这并不会立即发生。它的发展有几个阶段。

（一）探索性的联系人

人们之间的接触越多，阻碍他们之间交流的焦虑和偏见就越减少。霍曼斯（1950）观察到，“经常相互互动的人往往喜欢彼此。”然而，这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在任何治疗小组中，当治疗组超越自己的典型互动水平时，成员之间的焦虑水平都会上升，每个组都会经历这一事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精神分裂症患者偶尔也会有神经质患者，特别是他们那些脆弱的自我和严格的防御，会因为被迫彼此过于接近而遭受痛苦。他们害怕失去自我边界，甚至害怕自我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丧失。事实确实如此，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个稳定的、连续的实体的感觉，尽管有变化，但却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自我只能通过一致的自我、身份、超自我和身体本身来行动。

在这个探索阶段，治疗小组可能会有矛盾的体验。随着互动水平的提高，亲密感和社区感也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成员彼此的接近，也可能因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心理距离而产生焦虑和伴随而来的攻击也在不断发展。在极端情况下，这个治疗小组可能同时体验到一个奇妙的、充满爱的母亲和一个恶毒的、吞噬的母亲，成员们不得不保护自己。许多患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边缘性患者，最初体验到这个小组呈现出“双重束缚”(Batesonetal，1958)，就像他们早期记忆的母亲一样。

（二）识别和自恋性的扩展

回归和识别。只有当一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准备放弃他的自主权，他才准备与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团体。换句话说，一个团体的成员必须准备放弃一些独立，才能与其他人在一起。联合后，团队比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有更大的力量；然而，他们必须服从团体，以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或愿望。不仅小组对情感的放大效应增强了现实期望（Battegay，1961)，而且小组还刺激了与童年小组经历(主要是家庭经历)相关的潜意识回归性幻想。沃尔特·辛德勒(1955)把这称为小组中的“家庭转移”。我自己曾描述过小组成员之间的手足转移(Battegay, 1966)。

自恋小组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旧家庭关系的复兴需要将自爱扩展到包括其他小组成员。每个不同的成员都融入了他们的自恋之中，并把这个小组视为“他们的小组”。这种“自恋型小组自我”在每个成员中的发展导致了小组凝聚力。在这种互惠共情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个需要每个人特殊自我活动的过程，即认同的过程。团队成员之间的认同反过来又加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同时在成员中产生了对彼此积极的认知和情感兴趣。

在大型的小组治疗中，以及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偶尔会观察到更深刻的倒退，特别是当领导者或垄断群体的成员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其他成员失去了负责任的参与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组的成员不再以角色区分的方式行为。我(Battegay，I960)将这种发展描述为“古代群体的记忆”的激活。在这样的原始群体中，角色分化一定还很不成熟。人们可能会认为，除了领袖之外，只有追随者。在这个原始的群体状态中，角色分化和角色未分化的群体在小或大的范围内逐渐发展起来，”（Battegay, 1973)。然而，这种古老的群体状态仍然是每个当代群体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并可能会在正确的情况下出现，例如，当成员被迫成为盲目服从的追随者时。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这种群体结构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导致自恋伤害，导致愤怒和随之而来的负罪感。

自恋联系、认同、个性和依赖。最初是无意识的，对群体的认同只是逐渐变得有意识。如前所述，它代表了自我的积极成就，即使主要是无意识的。与基于自恋融合的更原始的接触相比，它反映了更高层次的关系。

其他群体成员对每个个体行为的镜像反馈，会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相似的外部立场，以及他们各自的识别倾向。参与者越了解他们的互动方式，他们就越有能力成熟地与人交往。在一个成员只发展自恋融合和无意识认同的群体中，强烈的归属感甚至依赖感可能会出现，但它很可能在压力下解体或导致恶性退化(Balint, 1968)。只有当群体成员意识到他们既认同彼此又认同群体的目标时，才会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在治疗小组中，人们可能会观察到一个或多个成员不能与其他成员产生共鸣。McLennan和Felsenfeld(1968)指出，个体成员对与其他人更密切接触的防御，以及对与其他人认同的防御，可能根源于他们的焦虑。Bion(1961)观察到，在任何群体中，原有的焦虑都会在参与的个体中产生。他指出，这些焦虑在群体中通过三种行为模式来解决：依赖、配对和战斗/逃跑。因此，成员在面对认同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不受焦虑的影响。他们不仅可以逃离他人，而且他们可以以更强烈和侵略性的方式对抗他人；他们可以走向对他人的倒退依赖，并把他们包裹在自恋的茧中。

除了Bion的公式，Wexler等人(1984)提出了一种同一性假设。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员们寻求与一种无所不能、不可企及的力量合并，并被动地屈服于这一包揽一切的联盟，以期获得一种存在感、幸福感和整体性。像Bion(1961)一样，他们也谈到了群体心理。然而，应该说，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必须被视为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不存在群体思维或群体同一性现象。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只有从社会学互动的角度，群体才能被视为一个实体。如果这些作者把治疗组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考虑个体参与者，他们可能正在创造倒退的现象。这并不是指创造性的倒退，在这种创造性的倒退中，通过群体中的多重多维转移工作是可能的，而这种倒退是指之前提到的恶性倒退(Balint, 1968)。在这种状态下，每个参与者不再发展他或她自己独特的自恋群体自我，而是一个自恋群体自我，一种“我们感觉”，这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几乎是相同的。如果群体成员的幻想变得如此相似，甚至相同，那么这个群体就不再是角色分化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表现出一种倾向，长期保持倒退的态度。马兰等人(1976)发现塔维斯托克诊所的小组心理疗法没有达到治疗效果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倾向于把小组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三）共同中心或核心的发展

在每一组中，成员在情感上和/或认知上面向群体内容、群体目的或群体目标。自恋兴趣和性欲的相互延伸，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识别过程，使参与者的这种取向走向一个共同的中心成为可能。然而，只有在他们的身份中至少有一部分处于意识水平时，成员才能维持这个核心内容、目的或目标。

在社会群体中，感兴趣的中心往往主要是紧迫的外部任务。相比之下，治疗小组从来不专注于外部。它们是“自动中心”而不是“分配”。共同的中心首先在于通过洞察力获得对无意识动机的理解，然后，通过学习过程，对旧的、神经质的或其他病理行为进行条件化，并对新的行为进行条件化。McLennan 和 Felsenfeld（1968）将该小组描述为变革的激活者。因此，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每个参与者不仅要努力把自己从过时的动机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抛弃到目前为止阻碍他发现真实自我的旧行为模式。

通过划分小组中的工作，参与者可以从一个治疗师那里学到更多。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成员共同努力，为他们每个人收集信息，以便他们能够朝着认知澄清、自我反省、最终成熟和社会学习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小组的活动也集中在成员本身和共同的小组情况上。在众多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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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GROUPS: DYNAMIC AND THERAPEUTIC ASPECTS

Raymond Battegay

The author differentiates between a sociological-interactional (horizontal) axis and a psychological-motivational (vertical) axis in the group, and discusses the socio- and psychodynamics both of and in the group from each of these points of view. In group therapy, five phases are described: 1) exploratory contact; 2) regression; 3) catharsis; 4) insight; and 5) social learning.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large diagnostically heterogeneous groups in a hospital setting, small diagnost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 and group discussions with patients relatives are all described. In addition, attention is paid to experiential psychodynamic group process groups (analytic self-experience groups), which provide young psychotherapis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insight into both groups and the psychodynamics stimulated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training of group therapists should include, after academic studies, clinical experience, individual psychotherapeutic training, an experiential group, cotherapy, group therapeutic work under expert supervision, and theoretical training.

More and more, psychophysical dualism has been abandoned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 function, while the recognition that somatic processes and psychic experience are really one and the same has been steadily growing. However, this psychosomatic entity is constantly interacting, on many levels and along many dimensions. It is part of a system (von Bertalanffy, 1974). Every cognition and every emotion is affected by other psychic processes. The whole of “psychic' functioning, therefore, comprises a system composed of many subsystems.

For understanding therapy groups, however, it is more relev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n interactional-sociological, i.e., horizontal axis (obviously a systems approach), and a motivational-psychological, i.e., vertical axis, where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is decisive, regardless of the systemic processes impinging on it (see Figure 1).

Sociological Process

Psychological Process

Figure 1. Schem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group

INTERACTIONAL-SOCIOLOGICAL (HORIZONTAL) AXIS

The Interactional System

In every group the participating individuals form an interactional network. The manifold and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s that the members have on each other produce a process of great intensity. This provides the m~mb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to experienc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herapy group. In an almost experimental framework, the members have a chance to develop and test patterns of behavior that can help them to realize themselves in a social context.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members interactions leads to an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reality' (Battegay, 1960). This augments their contact with the real world outside themselves, in particular that of their comembers, whether they wish it or not.

Social Norms vs. the Outsider

The longer people interact in a group, the more normativ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evolve. In this regard, Hofstaetter (1957) speaks of a convergence of opinions and behavior patterns in groups. Members develop ideas about what opinions and attitudes individuals should or should not hold in any given situation. Some participants have no problem at all adapting to this social norm, while others experience great difficulty in using the interactional network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group. They remain essentially anomic (Durkheim, 1893; Merton, 1957), that is, unresponsive to the written or unwritten rules, because they are not able, as are the others, to utilize the groupsystem for their own self-actualization.

In our experience with psychotherapy groups, especially in mixed groups composed of patients with differing diagnoses, we have observed that borderline patients, with their distrust, impulsiveness, and rigid defenses, such as splitting, often have a more difficult time in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the group interaction than do schizophrenics. These latter feel, in general, less threatened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of a therapeutic group than they do in individual therapy, where they are forced to confront a single therapist.

Borderline patients tend to remain anomic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y are unable to conform to their fellow group members, and, on the other, they feel threatened by being too close to them. This is the reason Stone and Gustafson (1982)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with groups composed exclusively of borderline patients, of altering group technique in the direction, for example, of dealing with the realities of the group members and their archaic needs and anxieties.

Role Differentiation

Normalization is one current in the group, while differentiation into varying roles is another. Roles may nevertheless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normative processes by serving particular group functions. Thus, roles such as the following are often identifiable: the peacemaker, the conservative, the skeptic, the critic, the active leader, the 'gray emminence' who holds himself aloof in the background while exerting a very definite influence, etc. In other words, roles in any group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or society (Dahrendorf, 1964).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aggregate and the particular tendencies and desires of the individual are both reflected in the social roles of the various group members. For any given member, the role played is simultaneously an expression of, as well as a function of, both his or her own individuality and of the group at large. For example, every corporation (i.e., one type of group) has a president, but how any given person may execute this role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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