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

一、 一、研究目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普遍出现的政治信任下滑现象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为解释这一现象，学者们追根溯源，进行了对政治信任来源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制度中心论和文化中心论。在制度层面，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相比非民主制，民主制更容易形成政治信任；在文化层面，西方学者则认为西方文化更能孕育信任文化，从而产生政治信任，但学者马得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文化对政治信任也起着积极作用，由此丰富了文化中心论。那么，按照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对比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韩两国的政治信任，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属于“新型民主国家”的韩国的政治信任度高于被称之为“非民主制”国家的中国，但实际调查结果却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度远高于韩国。这一现实与理论的冲突，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本文拟从中韩两国文化相似、制度相左的特殊背景展开研究，通过对比两国在文化-制度契合程度上的差异解释中韩政治信任差异，并将制度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结合构建政治信任来源解释新模型。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三、文献评述

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中韩政治信任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够。无论是制度中心论还是社会资本理论在解释西方政治信任来源时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将其解释范围扩大至东亚国家时，各方面的实证资料却与理论结论大相径庭。虽然随后马得勇根据东亚国家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指明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丰富了社会文化中心论，但这一理论仍未能避免社会文化中心论最根本的弊端即同一文化下的政治信任差异该如何解释。针对这一差异，本世纪初出现的终身学习理论和加工、调试、排序理论综合了此前的多种解释路径，并分别构建了理论模型。前者虽然填补了此前理论对于同一条件下政治信任差异解释不足的空缺，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看待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任差异；后者通过对各层面因素的调试、排序兼顾了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解决了整体性问题，但其解释力只能作用于横向上同一主体的政治信任变迁，对于纵向的政治信任差异无法做出有效回应。因此，针对中韩政治信任差异这一特殊现象，需要构建更有力度的理论解释框架。

笔者认为，政治信任归根到底是属于信任范畴的，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相信客体并对客体有所托付的心理现象，因此对于主客体的讨论不应割裂开来。传统的两种解释路径之所以解释力度有限，其根本原因是割裂了政治信任的主客体：制度中心论主要关注“要我信”问题即政治信任客体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信任——注重制度判断，文化中心论则关注“我要信”问题即政治信任主体是否具有强烈的信任倾向——注重价值判断。这两种路径解释中的信任“看起来几乎总是省略式的”（hardin，1993），不管是“要我信”还是“我要信”，都忽视了催生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信任的内在动机和具体内容，这种内容的“省略式”表述容易导致理论命题的笼统和模糊性，从而造成单维度测量的解释局限性。

3. 研究计划与安排

2019.3.26-2019.4.6查找有关中韩文化对民众期待倾向影响的相关文献

2019.4.7-2019.4.17查找有关两国制度对比分析及政府实际作为的相关文献

2019.4.18-2019.4.28对比分析两国文化-制度的契合程度

4. 参考文献（12篇以上）

[1] [波兰]彼得 什托姆普卡.（2005）.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华书局.

[2]k.newton.（2001）.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2(2)，201-214.

[3]佩里·布兰登.（2008）.在21世纪建立政府信任——就相关文献及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12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