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9145字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克服国际的阻碍，开启独立自主的外交新纪元，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外交理论，展开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外交实践，为新中国创造了安全的周边环境，并突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树起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不朽的丰碑。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大国外交

Zhou Enlai"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n Min

（Marx school,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Jiangsu,223300）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obstacles and open a new era of independent diplomac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issue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Zhou Enlai, in charge of diplomatic work, creatively formed a set of unique diplomatic theories, launched a series of highly influential diplomatic practices, created a saf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New China, broke through the diplomatic block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t up an immortal monument i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New China.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re the precious wealth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and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escorting the diplomacy of big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Zhou Enlai;Diplomatic thought;Diplomatic practice;Great power diplomacy

谈到外交，在中国外交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和第一任外交部长，主管新中国外交领域，对大大小小的外交事务亲力亲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取得了璀璨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源泉和前进指南，依旧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牢记它取得的外交成就的同时，还要继承我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并结合新时代的具体实际，让其在新时代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

1. 周恩来丰富的外交思想

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外交原则的指引下，发展出独居特色、极其丰富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作为一门独特的外交艺术，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调，对新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具体而又深刻的影响。

（一）民族独立是其根本立场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混乱的历史，要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摆脱旧日落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国家主权问题。在毛泽东“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指导下，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自力更生的立场”^[1]。

中国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外交关系的处理具有典范性意义。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指出要重新审视旧日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旧约。中苏旧约作为雅尔塔体系下的产物，它基本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对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针对重大权益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最终双方各有让步，在2月14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两国间不平等的关系，不仅大大维护了我国的国家主权，也为废除过去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树立了榜样。

（二）和平共处是其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1953年12月，中印两国政府针对中印边界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1954年6月底，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再次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周恩来指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3]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除了亚非国家对新中国的不解和疑虑，赢得了兄弟国家的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国际上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尽管国际社会风云多变，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各种外交考验面前，都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平等相待是其重要原则

在外交领域上，周总理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反对以大欺小，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为非洲人民乃至全世界树立了为民族独立敢于斗争的光辉榜样。强调虽然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了经济等方面的援助，但中方不会以功臣自居，强调这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强调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也是对同为从殖民主义体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

只有支持和尊重别的国家，才能得到别的国家的支持与尊重，才能立于外交上的不败之地，只有平等相待，国与国之间才能长久和谐的相处。因此平等相待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基本态度，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原则。

（四）求同存异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

秉持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理论，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观点，努力寻求扩大双方的相同点，允许保留双方不同的意见，在矛盾中寻求统一。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前夕，西方国家蓄意破坏新中国的形象，肆意污蔑共产主义企图破坏会议的举行。周恩来为了对这种不实言论做出澄清，在亚非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4]周恩来认为，中国与亚非会议各国都有着殖民地的惨痛的经历，只有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团结一致，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

要想和平共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无论制度是否相同，都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不同意见，共同协商，以此达成更多的思想共识，这成为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五）共同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一直强调，国家之间应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不仅是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外交上更是坚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立场。

共同发展，具体体现为对外援助、开展贸易两大方面。相比较于西方国家，亚非国家普遍积贫积弱，在独立后他们接受了美苏等强国的外援，但这种援助实际上是以经济援助的名义企图控制亚非国家。为了与之区别，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访问加纳时提出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方针，这是中国对亚非及新兴国家援助具体准则。周恩来对外贸易主张对外交流，反对闭关自守；同一切国家贸易；守信用。周恩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强调开展对外交流、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同时要求立足自身发展，独立自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他国开展贸易。

用共同发展的思想指导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周恩来的这一合作共赢的独特见解和深远眼光，对打开外交新局面、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一个既完整又严谨的体系，是受国际承认的交往准则，对新中国的外交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周恩来光辉的外交实践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全面而深刻，抓住了外交问题的本质，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应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极大地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为新中国创造出稳定的周边环境，让美国从外交上遏制中国崛起的计划破产，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了新中国和平的国际形象，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中国结交了众多具有相同遭遇的兄弟国家，也为社会主义的团结与稳定贡献力量，在外交史上可谓是硕果累累。

（一）睦邻友好，创造出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要想在世界站稳脚跟，首先要有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解决好“家门口”的问题。

在中国与缅甸先后取得独立后，1960年10月1日，周恩来与缅甸的吴努总理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在继承两国传统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倡议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为国与国之间处理历史遗留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做出了良好的示范。除了缅甸，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原则，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也和平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一系列边界问题的解决，既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了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

（二）突破封锁，掀起与西方国家的建交热潮

1947年，美国开始实施冷战政策，一边拒绝承认新中国的成立，一边实施遏制中国的对华政策。为此，美国一方面“尽可能加剧共产党人的困难”^[5]，在经济领域中，处处针对、封锁新中国，禁止与新中国的贸易，阻碍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分别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建立三条战线，组建针对新中国的军事防线，试图直接通过军事手段遏制新中国。

为了打破美国的遏制封锁政策，随着时局的发展，周恩来制定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的针对性政策。中美关系紧张时，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的掌舵人，一面保持中美双方的联系，一面不断揭露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在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策略引领下，新中国日渐打破了美国划定的封锁线、包围圈，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了松动，直至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1964年，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法国作为第一个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奉行的遏制政策，也在西方世界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70年代初，在美苏紧张关系的强大压力下，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中美外交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周恩来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6]

至1979年底，中国已经同世界上的120个国家，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周恩来用他的智慧和魅力，最终战胜了美国的敌视和遏制政策，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树立起了不朽的丰碑。

（三）出访亚非，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传统友谊

为维护并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周恩来曾多次出访非洲。从1963年12月14日起，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先后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10个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3个亚洲国家。作为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国家进行的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友好访问，历时72天，累计行程10.8万里，对中国外交以至于世界外交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周恩来在非洲之行中高度评价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除了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尚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余都是兄弟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埃方最初商定的是周总理访问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但是由于美方施压，最终决定北方城市阿斯马拉作为此次访问目的地。虽然这个决定非常的失礼，但是周恩来总理并没有计较，并且对此表示理解。埃方对中国总理的大度一再表示感谢，破例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中国总理，埃皇海尔·塞拉西亲自安排周总理入住阿斯马拉皇宫。周恩来总理的宽厚与理解让埃塞俄比亚人民产生好感，也为1970的年中埃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国家第一次也是最重大的一次友好访问，所取得的外交成果无疑是丰硕的，在外交领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不仅大大发展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友谊，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周恩来的非洲之行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结成传统友谊，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平息风波，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率先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在中苏外交关系带动下，1949年10月4日，中国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0月5日，罗马尼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此以外，波兰等国也纷纷与新中国建交。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交，对美国企图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计划造成了强有力的打击，中国也因此非常珍视并积极维护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的外交关系。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进入多事之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的首次苏共全国代表大会。在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手中获得秘密报告并公开，直接导致了“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东欧社会主义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周恩来总理在了解了波兰与匈牙利两个国家的情况后，果断作出访问两国的决定。1957年1月11日上午，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波兰，对波兰政府把马列主义运用于具体实际的行为表示支持，批判了苏联对待兄弟党的不平等现象。1月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对匈牙利进行两亿卢布的经济援助。访问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天，但对匈牙利来说却是巨大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与信心。这两次出访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

三、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当代价值

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为宝贵的外交财富，不仅对新中国的外交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更因为其所蕴含着的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国外交，仍然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思想的先导，周恩来的外交实践是当代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行动指南。在新的历史方位、新的起点上，我们不仅要继承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更要新发展新气象新作为。

（一）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外交思想。在周恩来27年的外交生涯中，不论是解决边界问题还是建交问题，独立自主原则贯穿了外交活动的始终。在新时代，独立自主更多的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而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底线，新时代的中国更要不屈服于外部的压力，坚决维护国家的尊严及主权。

因此，我们要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武器、乌克兰冲突、巴以冲突、反恐、埃博拉疫情等重大国际事务，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始终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日本侵害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蓄意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等行为，中国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予以坚决的回击。对于美国霸权主义的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对于美国蓄意挑起了国际贸易争端，我们既要持和平的态度，也要在必要的时候针锋相对，不挑事，更不怕事。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硬气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作为底气，针锋相对、软硬两手才是新时代独立自主的真正内涵。

（二）始终树立中国的和平外部形象

从周恩来外交时代起，中国的外交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友好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树立国家的和平正义形象为外交出发点，以增强国际地位为外交落脚点，加大对外的援助力度，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的乏力和传统与新兴经济体角色的转变，加剧了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继续传承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优良传统，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树立并巩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进步，地位的不断增强，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要想消除一切反华情绪，就要始终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发展与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友好关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还要着重向世界各国宣传，强调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威胁，而是世界发展的机遇。

（三）构建公正、民主的国际新秩序

对于不同制度间的国家的交往，周恩来有着独到的外交见解，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尊重制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在和平的基础上保留差异，这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原则。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7]。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理念，开辟了新愿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首先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次要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国际话语权；其三还要不断加强与他国的合作，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合作与发展的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外交思想，通过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些都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从周恩来外交时代起，中国就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为国际事务建言发声作贡献。随着世界多级化的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更要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作为国际多边治理的核心成员，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多方面领域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人类民运共同体”方案就是在人类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对于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8]，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谋求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规划出了一个更高程度、共同繁荣的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也有利于促使各国“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9]。

周恩来用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外交策略以及人格魅力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外交难题，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投入了毕生心血。而今，面对新的外交机遇与挑战，要矢志不渝的继承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中华民族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就是不竭的思想源泉和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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