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

党的十九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更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也是未来乡村治理变革的方向，是基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和当前主要矛盾变化的长远思考。

李连江（2012）研究指出差序政府信任是“对行政级别较高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行政级别较低政府的信任度，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同时他也认为差序政府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是一种“负政治资产”，地方政府长期代中央受过则导致地方政府逐渐不信任中央，在行动上则导致“选择性执行政策”。^[2]李小勇,谢治菊（2013）在研究中指出“村民政府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村民基层政府信任比高层政府信任更能促进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3]显然，“差序政府信任”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极其不利于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发展。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4]改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治理体系，从村民自治的村组模式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社区治理和有效治理转变，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迫切要求强化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使乡村治理不断走向协作共享型治理和整体性治理，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发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差序政府信任”的变迁，对比乡村振兴实施前后“差序政府信任”的差异，进而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将“立足于湖北、服务于湖北”，在充分考虑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基础上，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服务于湖北省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民众的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和外化，成为衡量政治统治稳定程度和民众政治效能感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政治信任的研究中，学界更注重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国外关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而国内学术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则一直关注于农民抗争性政治活动与政府信任的研究。现有研究表明，欧美国家民众的政府信任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有所增强，而与此相反我国民众政府信任则存在明显的差序现象。

现有关于政府差序信任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其存在与否；二是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因素；三是差序政府信任的结果研究。

第一，差序政府信任的存在研究。费孝通（1985）在研究中国古老的乡土社会时将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呈波纹式散发的社会关系格局称之为“差序格局”，人际社会网络关系呈现出的“差序格局”反映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构接触时也呈现出一种差序政府信任。张厚安，蒙桂兰（1993）研究湖北农村选举中提到“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干部)是仇人”的现象，但并未展开相关研究，只是从侧面反映出农民所具有的层级差异政府信任。而最早使用全国调查问卷对中国民众政府信任层级进行研究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Shi，2001），他研究发现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其次是省政府，进而是市县级政府，对乡政府及村（居）两委最不信任。此后对于差序政府信任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民众确实存在差序政府信任。

肖唐镖（2005）在九十年代关于政府信任研究的基础上，以体制内的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层级信任，其调查结果显示在公务员中政府信任也呈现自上而下递减的状况。胡荣（2007）通过对福建和浙江农民的政府信任调查，研究发现两省农民均存在层级政府信任递减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并未做深入的历史和制度探究，而是运用层级政府信任自上而下递减现象解释农民上访与政治流失之间的关联。肖唐镖、王欣（2010）运用跨时段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五个省市的六十个村庄进行了调研，研究得出农民确实存在层级政府信任自上而下递减的现象，但并未能就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谢治菊（2011）在对贵州和江苏两个省的村庄经济类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因经济类型的差异而产生层级政府信任自上而下递减的现象。以上研究均未能就层级政府信任自上而下递减展开具体研究，而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研究的则是李连江（2004，2012），他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对学界关于“层级政府信任自上而下递减”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正式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随后，学界关于差序政府信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管玥（2012）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大学生群体存在差序政府信任。符平（2013）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人口结构特征、社会交往和政府支持角度考察了不同信任范畴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工对社会信任、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呈现由高到低的程度，总体上呈现以“家”为核心往外推的差序格局，但政府信任则呈现“逆差序格局”。与符平不同的是，高学德、翟学伟（2013）通过对全国六大地区的问卷调查，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发现当前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状态。李晓飞（2016）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结构在户籍分割的影响下呈现出“非市民的政府信任结构符合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原市民和新市民的政府信任结构却彰显出反差序政府信任”的一种状态。

第二，作为因变量的差序政府信任的研究。差序政府信任作为政治信任一种特殊形式，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叶敏，彭妍（2010）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和制度主义路径，杜力（2018）关于当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综述中指出其主要方向也主要集中于这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