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一）国外研究 西方规划经历了黄金20年（从1948-1968年）之后，因政治、经济和种族等原因导致社会日益分化，基于价值中立的理性规划模型开始受到批判，例如忽视人性尺度、脱离市民需求、城市缺乏多样性等。

基于上述背景，沟通式规划的兴起源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对规划目的的批判。

学者开始反思规划的价值取向，如简#183;雅各布斯对于”什么使得城市为它的居民服务”的思考对城市规划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维多夫提出的倡导式规划和克鲁姆霍尔茨对公平规划的辩护都指出，规划者应该考虑规划的结果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从1970年代开始，”交互式规划理论”和”协商式规划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突破的前奏开始出现。

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即建立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理解之上的、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为构建和运作基于沟通、协作的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衍生了多个同源的概念与模型，包括：交互式规划、沟通规划、通过辩论做规划、建立共识、协作式规划、讨论式规划模型等。

至1990年代，”沟通式规划理论”逐渐成为了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主流，而协作式规划则代表了其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其提倡在多元主义思想下，寻求规划的决策过程中政府、规划师、开发商、公众等的多方合作并达成共识；规划师必须改变过去自持的精英地位，转而去适应并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如公众参与的组织者和促成者、公众意见冲突的调停者、为特定价值辩护的交涉等。

（二）国内研究 社区更新的模式改进和制度建设是一个相互作用和不断修正的过程，我国社区更新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个阶段：先进经验介绍，实践模式解读，更新模式批判和渐进式更新的多元探索。

90年代初，吴良镛院士在菊儿胡同的更新规划中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在我国旧城更新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也有诸多学者介绍各个国家、台湾地区社区实践的经验，于力等介绍了英国城市复兴中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关系这一时期的理论框架的搭建为我国社区更新的研究初步搭建了理论基础，但由于我国当时的国情是以调动一切因素推动经济效益包括城市的运作和发展，而注重社会资本培育的社区更新与经济效益最大化存在目的上的矛盾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并未受到重视并且相对薄弱尚不能指导实际的社区实践。

2000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步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市场对接，我国迎来了房地产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