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8761字

摘 要

：王竑是明代漕运总督第一人。王竑总理漕运事务，惩治豪强，修艌旧船，治理河道，打击地方术士，缉捕盗贼，赈济灾民，对明代景泰、天顺年间的漕运畅通作出了杰出贡献，并促成了明代漕运职官的演变。

关键字：王竑，明代，景泰，漕运总督

Abstract: King of antibacterial were attained significant first governor in the Ming dynasty. Antibacterial prime minister wang attained 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punishing strongmen, old ships, governance river, breaking the warlock, arresting thieves, relief victims,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tribute rice Jin Tai, shun years; King antibacterial as governor, grain transport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grain transportation official of Ming dynasty.

Keywords:Wang hong;Ming dynasty;Jin tai;The governor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目录

一、引言 5

二、王竑总漕的历史背景 5

（一）自然因素：黄河决口 5

（二）军事危机：京城缺粮 5

（三）现实危机：漕运管理体系遇到挑战 6

三、王竑总督漕运的作为 7

（一）惩治豪强恶霸与贪官污吏 7

（二）修艌旧船与整治河道 8

（三）严厉打击地方术士 8

（四）缉捕盗贼 9

（五）赈济灾民与稳定民心 9

（六）身在茅庐，心系庙堂 10

（七）治水方略 10

四、王竑总漕的影响 11

（一）保证了景泰、天顺年间漕粮的供应 11

（二）对明代漕运职官演变的影响 11

结语 12

参 考 文 献 13

致 谢 14

一、引言

王竑是正统四年进士，正统十一年授户科给事中，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三年后，即景泰二年，王竑被任命为漕运总督。景泰七年，明代宗病危，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拥立英宗复辟，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政治势力受到打击，朝中有人乘此机会弹劾王竑，英宗下旨降王竑为浙江参政，之后又削职为民。天顺五年，鞑靼部孛来入侵庄浪卫，朝廷无人可用，于是招王竑为左副都御史参赞军务，王竑便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宦海生涯。天顺六年，明英宗命王竑再赴江淮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现在主要研究王竑的文章是吴士勇的《王竑与明代文官总漕体制》（《史林》2012年第6期），其中讲述了王竑在漕运制度史上的重大意义。陶柯的《论王竑文化的性质、内涵及其不朽的社会价值》（甘肃高师学报2012年第3期），其中讲了王竑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些研究对王竑总漕时期的作为语音不详。本文从王竑任两任漕运总督的作为和影响谈谈我对王竑的一些简单的看法。

二、王竑总漕的历史背景

（一）自然因素：黄河决口

黄河屡次决口，江北大饥，运道堵塞。明弘治以前，黄河分南北二流，永乐九年，宋礼疏浚曹州至濮州的河道，黄河经张秋沙湾堤入会通河以助水源，这便是黄河北流，黄河南流则南下和淮河入海，因而从徐州茶城至淮安清河之间的运河，与黄河是重合的。临清以北及清江浦以南的运道，不受黄河迁徙泛滥之害，关键在于徐州茶城至临清一段运河，一受黄河冲决，则大水一起向北漫去，淤塞住位于济宁和临清中间的张秋运道，冲溃沙湾堤，这样南北漕船均无法通行。正统十年，河决金龙口阳谷堤。正统十二年，河决张秋。正统十三年，更大规模的黄河决口爆发了，“河决荥阳，东冲张秋，溃沙湾！”^{[1]（P2082）}这次决口造成了百姓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据直隶大名府奏：“六月淫雨河决，淹没三百余里，坏军民庐舍二万区有奇，男妇死者千余人。直隶河间、山东青州、兖州、东昌诸府、陕西西宁诸卫，各奏六月河决，漂没庐舍庄稼，租税无征”。^{[2]（P245）}更为严重的是，运道壅塞，每年400余万石的漕粮无法运抵北京，明廷的统治便无法维系下去，因而沙湾决口是非治不可的。

（二）军事危机：京城缺粮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也先裹挟之进攻北京，京师危旦夕，国家遇到了空前的军事危机。当时廷议决定坚守北京，而京师精甲劲骑均陷于土木，所余疲惫之卒不足十万，且军心震恐，斗志不足。于谦乃“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此经画部署，人心稍安。”^[1](P4544)江北漕运官军被征调，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江南的漕运只好又属民运。”《明史》记载：“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乃属民”。 ^[1](P1925)本来永乐十三年后，漕运以支运为主，百姓只需就近将税粮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即可，然后由漕军分段接力，运至北京、通州二仓。此时完全交予民运，百姓往返几乎一年，耽误农桑，既扰民，效率又不高！如景泰元年漕粮岁额仅为403.5万石，在正统、景泰年间的漕粮岁额排名中，仅比黄河大决口的正统十三年400万石略高，远低于正统初450万石的正常值。^{[3] (P120)}京师刚刚经历了浩劫，对江南漕粮之饥渴，就如待哺婴儿之于救命母乳。

（三）现实危机：漕运管理体系遇到挑战

以漕运总官兵为首的漕运管理体系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从漕运之官制方面看，在明宣德以前，漕粮运输一般由武将负责，明代的地方军事制度为卫所制度，运粮的任务则由卫所军队负责。军队负责运粮，在王朝统治初期，社会各方面还不够稳定之时，起到了很好的安全保障作用。朱棣做皇帝以后，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明朝设五军都督府，驻南京的后军都督，传统上一般兼任专门负责漕运的总兵官。随后，漕运总兵官担任漕运副总督或助理总督。第一任漕运总兵官即平江伯陈瑄。他负责整个漕运的除陆运以外还有海运和河运。陈瑄在淮安修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宣德八年，陈瑄故去，漕运强人依靠声望与资历建立起来的权力金字塔开始慢慢坍塌，继任者王瑜、武兴、徐恭皆以漕运总兵官都督佥事身份，兼理河道，甚至参与地方诉讼，但他们以前一直生活在陈瑄的蔽障下，一旦走向前台，并无能力填补陈瑄留下的巨大权力空白。只能无力地看着总兵官的权力一步一步地被蚕食，正统二年冬十月，“命左军都督佥事王瑜，佩漕运之印，充左副总兵，后军都督佥事武兴，充右副总兵，率领舟师，攒运粮储，所领运粮官军，悉听节制。赐敕谕之曰：‘今命尔等专管漕运，不必镇守淮安，应有军民人等词讼，悉发军卫有司自理，庶几杜绝小人是非，尔等其钦承朕命无忽’”。 ^[2](P186)总兵官不再长期驻守淮安，对于河道管理及地方社会的干预权力被逐步褫夺。此后漕运事务变得繁杂起来，漕运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的能力范围所在，所以皇帝总是派遣临时的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至景泰二年，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漕运必须常态化，开始任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为漕运总督，即以副都御史的身份做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 ^[1](P1925)

三、王竑总督漕运的作为

“明代征收的漕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诸省直征收之粮叫南粮，一是由山东、河南两省征收之粮叫北粮。”^[4]（P10）王竑负责的是南粮征收部分，即在江苏徐州淮安等地征收的漕粮。王竑总理漕运之时，兼巡抚之职。明代地方设三司制度，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互虽职责分明，却互不统属，所以在实际行政中就会出现工作互相推诿之弊，而巡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三司制度的不足，所以巡抚拥有实权。王竑两次治漕，恪守法纪，敢于与腐败势力作斗争，又爱民如子，广受赞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王竑在治理水患上还是不能做到药到病除，以下便是王竑治漕具体事务，从中可以看出王竑的督漕的贡献与治水不足之处：

（一）惩治豪强恶霸与贪官污吏

面对豪强恶霸、贪官污吏影响漕运畅通，王竑依律惩治，绝不姑息。景泰五年春正月，“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奏：运河自通州抵扬州俱有员外郎等官，监督收放粮，收船料钞及管理洪闸造船放甑，此等官员輙携家以往，占居公馆，役使人夫，日需供给，生事扰人。又南京马快船，有例禁约，不许附带私货及往来人等。近来公差官员每私乘之。宜通行禁约违者治罪，其掌船官吏妄自应付者，一体罪之。章下都察院谓宜允所言，请出榜晓谕从之。”^[2](P430)地方一些员外郎官员，借助职务之便，携家属占用朝廷的公事要馆，并胡乱使用朝廷人力，每天都要消耗漕粮，而且部分官员家属还在漕粮运输地生事，影响漕粮正常运输，王竑上奏要求朝廷认真对待这种以公为私的现象，于是朝廷让都察院认真处理这类事情。王竑此举化以公为私为大公无私，对地方和朝廷都作出了贡献。景泰五年二月“巡抚淮安等处左副都御史王竑奏：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苏肄假以朝觐为名，受各场贿赂，宜令巡按御史执问从之。”王竑在巡抚淮安之时，发现苏肄借朝觐之名，收受贿赂，于是上疏弹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苏肄坐赃，为巡盐御史所按亡于京，既而复亡原籍，法司请遣锦衣卫官执法送御史剖理，诏并其诸连及者，执赴京鞫之”。 ^[2](P366)最后景泰帝命锦衣卫将苏肄抓捕审讯，并对其党羽进行彻底的铲除，这就是王竑的刚直不阿，敢于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对这种影响漕运的地方纲纪之事，严厉打击，整饬官风，保障了地方漕粮的正常无漏的运输到北京。面对以收粮为名却欺负坑害百姓的收粮官，王竑奏请直接罢免。景泰六年三月，“巡抚淮安等处左副都御史王竑奏：江北、直隶、扬州等府县粮长，往往科害小民，乞准湖广例尽数革罢，粮草令官吏里甲催办从之”。这些浅层官吏，想要通过漕粮征收这一环节，以朝廷之名榨取民脂民膏，科害百姓，影响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漕运征收秩序的合理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王竑罢免这些粮长，不但使漕粮征收对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而且稳定了民心。这体现了王竑对漕运征收具体事务观察的细致，以及他对百姓生产生活的责任心。

（二）修艌旧船与整治河道

维修旧船，治理河道，保证漕粮运输顺利进行。景泰二年冬十月,“命江西等布政司及南直隶府县造遮洋船一百八十艘，时右佥都御史王竑言：运粮舟船，年久朽蔽，乞令有司修造，故有是命。”^[2](P579)此“遮洋船”，就是指普通的能遮蔽阳光的船只。漕船是运送漕粮的主要工具，漕船的损坏就意味着漕粮不能如数或按时的运送，运粮的漕船年代一久，就需要修艌，或者新造船以保证漕船顺利安全的运粮。王竑在担任漕运总督之时，对南直隶府县的漕船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许多船只年久朽弊，于是上奏朝廷，朝廷准奏后，王竑指导相关部门对漕船进行了修造，从而确保了漕粮运输的通畅与安全。景泰四年冬十月，王竑将军民船编号，使船相兼而行。因为军船有时装运私物，延运送漕粮的途中买卖，停泊时间一久，就会影响河道的畅通，王竑打开河闸，使军船走一日，再让民船走一日，以此避免多船相竞争走，缓解河道的拥塞，保证河道的畅通。

（三）严厉打击地方术士

严厉打击地方术士利用迷信蛊惑群众、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景泰六年夏四月，“直隶霍丘县民赵玉山自称宗宋后，潜以妖术煽惑流民谋乱，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擒获以状闻，且言凤阳流民甚众多为玉山所煽惑，今玉山既就擒，恐其余党忧惶致生他变宜及时抚捕。诏令竑设法挨捕，务期尽绝，勿遗民患。”^[2](P38)古代社会，很多地方术士会阴阳术数之学，每遇灾异之事，就煽动蛊惑百姓造反，威胁社会稳定。南直隶霍丘县民赵玉山，见流民四起，心生异志，称自己是宋朝宗室赵氏后裔，并以妖术煽动流民造反，这件事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王竑对这一“妖士”的背逆之举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态度，这类事情如果不以一儆百，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以前朝宗室之名，高举政治之大旗，扰动地方，威胁中央，破坏统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王竑决定彻底清除这种邪魔歪道，对其党羽毫不姑息。

（四）缉捕盗贼

缉捕盗贼，保证漕粮运输处于安全状态。景泰六年九月，“沿漕河盗贼横甚，漕军为有杀掠者，副都御史王竑以闻，命监察御史王用同锦衣卫官严捕之。”王竑察觉到盗贼危害漕粮运输，命监察御史王用和锦衣卫官严格搜捕盗贼，维持漕运治安。

（五）赈济灾民与稳定民心

查实受灾情况，赈济灾民，并稳定民心。王竑在担任漕运总督期间，江淮之地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王竑就会尽自己所能，赈济灾民。景泰二年，“ 先是，凤阳、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报，开仓振之。至是山东、河南饥民就食者坌至，廪不能给。惟徐州广运仓有余积，竑欲尽发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当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威名，不得已从之。竑乃自劾专擅罪，因言‘广运所储仅支三月，请令死罪以下，得于被灾所入粟自赎。’帝复命侍郎邹干赍帑金驰赴，听便宜。”^[1](P4704)此次赈灾，是擅自打开粮仓赈灾，担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有专擅之罪，显示了王竑极大的政治魄力。赈灾之后，王竑上疏弹劾自己，景泰帝并没有怪罪，反而很支持王竑的做法，说王竑养活了他的百姓，所以此次赈灾效果显著。景泰三年六月，“总督漕运巡抚淮安等处右佥都御史王竑奏：淮安海邳二州安东等县大水冲塌军民庐舍漂流，畜产农具麦田渰没，人民缺食，已督有司给粮赈济，并将科买物料逋负税粮暂从缓事，下该衙门议行。”^[4]景泰四年三月，“直隶徐州奏：本州今年自二月来阴雨连绵，麦苖俱已渰死，春田至今不能耕种，恐无收成之望，事下户部议请移文右佥都御史王竑，并本部原遣郎中黄琛，发官粟验口赈济，其公私逋负及今岁夏税俱与停免从之。”^[2](P5)景泰四年三月，南直隶徐州由于阴雨绵绵，粮食作物皆淹死，没有收成的可能，王竑面对这种自然灾害，在朝廷准奏后，发官粟赈济灾民，而且，这年夏天的税收也可免征，这不但能救济百姓，而且免去了百姓粮税的负担，是为人民着想的体现，与验证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景泰四年八月“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王竑奏：比因直隶凤阳并山东河南荒歉，民多流徙趁食，臣委官于河上，每遇经过，舟船量令出米煮粥给之，赖以存活者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余人。又多方劝输殷实之家出米麦榖粟二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银三千六百七十余两，铜钱绵布半之给与被灾者五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九家，其缺农具种子者七万四千三百九十七家，臣亦以官物给之。流入外境而招抚复业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外境流来而安辑之者一万六百余家。即今人颇安业，盗贼稀少，较之去冬不侔，是皆朝廷恩德之所致也，奏入诰嘉赏之。”^[2](P120)泰四年八月，直隶、凤阳、山东等地闹灾荒，百姓们为了吃饭到处迁徙，王竑则令官员在船上煮米，沿河遇到饥民就救济他们，共救活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余人，另外还组织鼓励地方生活殷实的人家去救济灾民，并安顿外地来的没有工作的人就业，使他们找到生计。王竑的做法不但救活了百姓，而且稳定了民心，提高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

（六）身在茅庐，心系庙堂

王竑虽然远离京师，但时刻不忘庙堂之事。王竑在担任漕运总督之时，虽然远离京师，但却勇于上谏，提醒皇帝为政之道。景泰四年春正月，山东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地方大雪异常，灾害不断。古代集权社会，灾荒的发生就是天在警示天子，告诉天子为政之误，王竑于是上疏皇帝，劝皇帝“钦天命，法祖宗，正伦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斯修德有其诚矣。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宽赋役，节财用，戒聚敛，却贡献，罢工役，斯图治有其实矣。”^[1](P4707)此举体现了王竑的为政思想，王竑心系朝政，尽御史之职责，景泰帝在王竑的劝谏下，也谨身节用，使得朝廷上下秩序井然，社会也安定有序。

（七）治水方略

治漕之水患必有方略，虽然王竑治水的方略在《明史·王竑传》未记载，但《明史·徐有贞传》却可窥得端倪，《明史·徐有贞传》曰：景泰三年迁右谕德。河决沙湾七载，前后治者皆无功。廷臣共举有贞，乃擢左佥都御史，治之。至张秋，相度水势，条上三策：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浚运河。议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浅滞运艘，请急塞决口。帝敕有贞如軏议。有贞守便宜。言：“临清河浅，旧矣，非因决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决口为急，不知秋冬虽塞，来春必复决，徒劳无益。臣不敢邀近功。”诏从其言。有贞于是大集民夫，躬亲督率，治渠建闸，起张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顺者，为九堰障之。更筑大堰，楗以水门，阅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广济”，闸曰“通源”。 ^[1](P4562) 此段记载可见王竑治理水患只是堵水，自大禹治水以来，治水之智慧为历代所积累，治水之方法为每朝所改进。中国治水之方法主要为：堙、疏、堤。堙为堵塞，疏为疏导，堤为筑堤。“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已有了本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6]王竑治水时并没有分清治水之堙与疏的关系，面对临清河浅，堙塞是没有用的，只有疏导入其他更大的河流才能有效的解决水患，徐有贞看到了这点，可见徐有贞治水思路之清晰。所以王竑的治水方法还是有所欠缺的。其实明代江淮地区的水患本就是政府的一大心病，黄河自夺淮入海后，致使江淮地区水系紊乱，一旦遇到阴雨连绵之日，就会出现拥塞决堤之事，给该地区带来无穷灾难。^[7]致使当地政府只能依靠建庙求神祈福，这是治水徒劳无功而无奈的一种表现。虽然王竑治水效果不是很好，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对百姓的危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王竑总漕的影响

（一）保证了景泰、天顺年间漕粮的供应

王竑保证了漕粮的供应。从漕运岁额看，景泰三年，漕粮岁额为4235000石，景泰四年、五年漕粮岁额为4255000石，景泰六年为4384000石，景泰七年为4437000石，天顺元年到天顺六年都是4350000石。^[3](P134)如此大量又稳定的漕粮，保证了京城漕粮的供应。北宋人张方平认为：“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国家与漕事最重最急”。 ^[8]王竑保证了明代的漕运的畅通。“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9]（P354）}景泰、天顺年间漕粮的无疑满足了京师的消费，所以王竑贡献巨大。

（二）对明代漕运职官演变的影响

王竑促成总漕职官的演变。一开始总督只是暂时便宜行事的差遣官，并无制度上的可行性。^[10]王竑总漕前后积聚起的人脉与声望，对文官总漕体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竑凭借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朝野的广泛赞誉，将文官总漕、武将协助的漕运体制程式化自王竑始，总漕职掌明确，驻地固定，有连续的任期。虽然后任者对总漕制度屡有损益，但王竑确立了明代文官总漕体制，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制度史来说，王竑不仅是明代文官总漕的第一人，也是文官任总督的第一人。以此论之，与其说是总漕成全了王竑，毋宁说是王竑成全了总漕。

结语

王竑两次督漕，保证了明代漕粮运输大量稳定的向京师供应。担任漕运总督共八年，使得漕运总督之职权明确，漕运总兵官在其影响下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王竑以后列任漕运总督之者也不免受其影响。王竑总督漕运使得文官势力打破武官专职漕运的局面，为明代漕运制度的成熟和漕运的有序运转做出了巨大贡献，王竑成就了总漕制度。

参 考 文 献

[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李贤.明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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