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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督教神法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光辉旗帜。1524年以后，德意志各地起义农军都逐渐聚集在这面旗帜下，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神法为这次农民战争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辩护，解除了以往习惯法对农民的禁锢，同时它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起义者凝聚在一起，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各自斗争的局面。神法渗透于起义者起草的几乎所有的革命纲领，为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德国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但神法为整个德国带来了不一样的基督教精神。

关键词：德国农民战争, 基督教神法, 理论基础

Abstract:The Christian low of God is the glorious banner of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After 1524, the German peasant armed forces were gradually gathered throughout the uprising under this banner, and launched a large-scale German peasant war. The law of Go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peasant war, lifted the ban on farmers caused by the used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it held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insurgents together and broke the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and their struggle situation. The law of God almost infiltrated all of the revolution which drafted by the insurgents, and thi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deal society they thought.  Although the German peasant war failed, the law of God brought a different Christian spirit for the whole Germany.

Keyword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The Christian low of Go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目 录

前言 4

一、神法为农民斗争的合法性作了理论辩护 5

二、神法促成了不同地区和阶层的起义者大联合 7

三、神法为起义者缔造理想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9

结语 13

参 考 文 献 14

致 谢 15

前言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斗争在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地区蓬勃兴起，几乎席卷了整个德意志，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反抗斗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作为中世纪欧洲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广大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德国历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所著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写成了《德国农民战争》^[2]，并且赞誉德国农民战争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在现代，研究德国农民战争最为有名的当属德国农民学派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其著作《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3]一经出版便震惊了整个世界，一个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脱颖而出。在我国，朱孝远先生和侯树栋先生对德国农民战争研究较为深刻，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与论文^[4]。站在前辈大家们的肩膀上，我很荣幸能够对这段历史作一些初步的探究。在宗教改革，或者说是其发起人马丁·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的联系以及关系变化上，大量学者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5]；还有的就是在农民战争中起义者所涉及的政治改革^[6]。虽然这些论著涉及到了许多有关神法的内容，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因此，笔者着重研究有关基督教神法与农民战争的关系，希望能够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些更加深的地研究。

在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之前，农民斗争浪潮持续了近两百年斗，但是当“古之法”即日耳曼人古老的习惯法作为农民向领主申诉不满的法律依托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贵族、领主等上层人士为了自身利益而肆意曲解“古之法。农民意识到古法已不是捍卫自身权利的可靠的法律保障，转而将希望寄托于神法，视神法为所有社会阶级必须遵从的最高法律准绳。

神法，简而言之就是《圣经》中“不加增减的上帝之言”^[1]117。它贯穿于整个斗争的始终，无外乎具有三大特征：只要能够在《圣经》中找到依据来支持，起义者就可以提出与之相符的任何要求；神法之下，任何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间的障碍都能够被破除；关于新的遵循“神法和福音”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可以被讨论，甚至去尝试建立。与路德提及神法用意不同，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起义者是利用神法来直接评价世俗社会的一切制度，或彻底摧毁封建主义，或按照神法建立人间社会的一切秩序。

一、神法为农民斗争的合法性作了理论辩护

作为德国农民战争主体的农民的革命意向，最初都集中反映在怨情陈述书中。经过长期对上士瓦本地区的各种怨情的统计，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农民对农奴制的抱怨都是最为严重的怨情。^[2]193在整个中世纪，为了捍卫自身古老而固有的自由以及抗拒领主们的任意宰割（主要是指领主们企图以暴力迫使无自由人的负担愈加沉重，把依附农民变为农奴），农民经常组织起来反抗贵族与教会领主。^[3]9到了中世纪晚期，农奴制在神圣罗马帝国逐渐衰落下来，但依旧是修道院、贵族甚至城市福利团体依附民的一项主要的经济和法律负担，并由此带来了贵族领地禁止农民自由流动、自由选择领主、自由结婚以及征收死亡税。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渔猎权、伐木和使用公地、司法管理、“十一税”以及选举牧师等一系列的怨情陈述，这些都反映了农民们对原有的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与愤懑，同时也显露出了封建农业秩序的危机。因此，封建主义的危机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由领主与农民寻求法律这一传统的手段予以解决了。

帝国法院的执法者都是贵族和法学博士，他们总是坚持一个原则：在疑难案件上总是要作出反对农民支持领主的判决。没有任何措施给以农民法律保障，更无法从法律上解除领主强加于百姓的压迫。例如，15世纪早期，领主与农民关系产生了新的发展，从领主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领地化运动，使得领主的属民越来越多，免于领主权的地区越狭窄。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地方习惯法，统治者的裁决取代了传统的审判标准。^[2]83在农民战争爆发之始，世俗与教会领主相互交流着加强领地统治以及领主权力的方法，其根源正是之前频繁的法律诉讼。他们组建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裁判团，对农民采取统一的统治措施，并通过对相邻领地的习惯进行参考来为自己对农民的各种限制作辩护。例如1525 年，由于肯普腾农民依旧向往着美好的古老的权利，其行动较为冷静、慎重与缓和。因此，肯普滕城市领主的非法行为更为严重，违背正义，实行专制统治，傲慢、轻率地拒绝臣民的任何善意而正当的要求。当地方农民的全权代表向在京次堡召开的帝国议会提出各项针对修道院长塞巴斯蒂竭力削弱农民的古老权利、非法征收赋税等行为的申诉时，领主却依旧表现得傲慢无礼，随意曲解自己对属民的压迫、欺骗和剥削，使得调解毫无结果。对于农民代表在条款中提出的有关领主任意干涉自由佃农迁居、农奴制以及土地地租等问题，领主指出他们的做法都是符合真实的、无可挑剔的习惯法的，是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并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农民应该继续遵守这些久远的习惯。在上士瓦本农民提出十六条款以后，大多数农民真诚愿意并希望通过调节与领主达成协议，但是贵族却不这么想。在对农民陈情书的回复中领主们一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习惯法的规定。在迫于眼前的压力与窘境之下，他们企图通过假装愿意按法律行事来拖延时间，从而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调动精锐军队对起义者进行剿灭。这些做法的根源在于，领主们认为起义者违反了一以贯之的习惯法，起义是“非法”的。

对此，人们不断提出要求整顿法制以及在此之前宣布全德意志统一的宪法，农民取得微乎其微的成功，但这些努力都因损害帝国诸侯的利益而宣告失败。^[3]15他们渐渐意识到，任何法律都是符合习惯与合乎理性的，正是这个观念使他们受到了羁绊，只能从法律上证明其要求的正当性，但是现在理性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已经不可能通过传统的仲裁方式来解决争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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